义产生种种怀疑。2010年英国学者艾德里安.帕布斯特在《目的》杂志发表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一文，又一次引起了世界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讨论和思考。在文中，艾德里安同意科林.克劳奇的“后民主制度”文中的民主抛物线发展的理论。科林认为，民主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了“后民主时代”，这一时期的民主路线呈现“抛物线”发展的形式。政府在不断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各种“后民主”的趋势也不断出现，如政治组织、民间组织和兄弟会成员的减少，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党党员数量的下降，另外代议制民主的突变，选民投票的减少，“投机政治”、“景观政治”（spectacular politics）不断扩大，以无休止的选举运动、电视节目和媒体噱头等被紧紧控制的景观以及越来越运用公关技术的选民沟通取代了大众的政治辩论等。“民主政权的形式延续乃至扩张同公众参与的加速衰落和权力在旧精英和新阶级手中的不断集中完全相容。这标志着‘公司权力时代在政治上的降临和公民的政治去动员化’，由此民主变得越来越具有可控性，堕落成‘颠倒的极权主义’”，作者甚至认为“从其诞生以来，民主统治就包含着极权主义的种子”。随后艾德里安又分析民主政治与经济的紧密联系，于资本主义本身是“抽象的、拜物教的、理想化的商品景观”，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都趋向更高水平的抽象化、集中化和集权化”。作者认为“现代化国家是具有一种永恒的、领土的、非人格的和不朽的国家，而不是一种由会死的国王统治的临时王国”，而战争则是“增加和扩大国家权力和寡头财富的首要手段”。以上分析，作者似乎只是“经验性的总结”，不过文中其他一部分论述，还是能够成为跳出西方视角、维度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进行思考的有效途径之一。艾德里安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从哲学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既然现代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几乎完全是形式的程序性的，不包括任何对实质性价值的集体信奉，因此，所有物质的和（越来越）非物质的实在都服从于相同的抽象价值标准。结果，自然被抽空了任何稳定的意义，并且个人除了自我保存之外也不再与任何的目的相关。人类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在现在都被认为仅仅揭示了现存的秩序，它们把潜在变成了现实，认为现实是抽象的逻辑可能性的实体化。 但是，就资本的名义价值必须重新投入到现实的物质过程中而言，在虚空的生成性的基础上运作的虚拟实在几乎取代了现实的世界。资本主义对理想化商品的拜物教化，即相信物质客体的价值在于它们作为商品的身份，既不是内在于物体之中，也不是人类劳动添加在物体上的，就反映出了这一点。在取代了有机文化的法治形式主义的协助下，资本主义和民主削弱了现存之物中的现实关系。因为它们都使商品或个人的抽象个体性具有了一种特权，牺牲了社会的、文化的和宗教的结构或安排，恰恰是这些结构或安排才是个人之间的纽带，为生气勃勃的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提供了所赖以存在的公民文化。”
虽然民主合乎其然的危机为有所认识，但同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却不停的鼓吹、包装民主，并且在该民主的创作中充当了无限制的作者。他们力图将民主所有理念发挥到极致，为此相关国家相继创作了一系列普世口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对待利益受损的态度当然是坚决止损，然而每个人都不仅可能是而且一定是利益受损者，如果能够有力量使得自己在现有模式之外获得更过利益，我想他一定同意类似“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在国际政治中，这种做法被称为“新干涉主义”，指一些国家和地区借着一种普世价值观的借口，将该“普世”的价值当成自己有责任需要去捍卫的价值，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义是常用的“普世”价值。本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拥有自己的“价值”，这些价值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理念在里面，于是某些国家将这些相同或相似的理念拿出来，组成一种适用了全世界的“价值”，因此当任何地点出现了该价值的损害，这些国家都可以以“捍卫共同价值观”为理由进行干涉，但是如何判断该价值，如何判断该价值被损害？这些最重要的问题却不再是“普世”的，而是极尽“私人性”的标准。在加之现代政治斗争（如同艾德里安分析）更加抽象化，使得大多数人的“理型依赖”得以被利用，外部与内部的交杂、具体与抽象的混搭，让这些斗争的是非、正义与非正义难
以判断。而争斗的核心集团却相当享受这种“是非不明”的状态——这是可以进一步利用的——“集团分裂状态”。 五、民主的过去和未来
上文中我们讨论了整个民主的生成和变化，我们知道民主并非万能，然而却也不能不接受他，至少在当代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将公开说他不要民主。民主是否是必须的呢？现代社会一方面对民主的危机有所察觉，另一方面又不断竖立“民主崇拜”的现象怎么解释？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来完成：第一是人的集体，如部落、城邦如何可能；第二是民主如何必须；第三是民主的未来。 1、集体如何可能
上文中提到，人是缺陷的，这些缺陷表现在生命的局限和交流的必须（也可以说存在）的缺陷，为了突破这种缺陷，人需要两种占有：第一是对自己的占有，即对“我”的占有，只有确实的“我”为“我”占有才能保证生命的有限不会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第二是对“非我”的占有，只有占有更多“非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非我取向”），才能有一种存在，而占有过程中人在他人交流，在两者之间形成了相交（如上文中AB圆相交案例），他人与“我”形成了“非我”和“我”的关系，因此将别的人当成“非我”进行占有，而同时把别人当成“我”进行交流，如此人的第二个缺陷——因为永恒孤独和集体虚无的矛盾所引起的——交流缺陷便得到了解决。进而我们再考察人的第一个占有时，会发现我们对于“我”的占有在第二种占有情形中已经得到了解决，因此解决人的两种缺陷就只需要一种占有便足够了，那就是对于“非我”的占有，当然这其中“我”并没有消失，上述分析中明确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你我关系”将使得“我”在对占有“非我”的时刻同时是占有“我”的，在理论模型上，突破缺陷的两种占有将同时在一个占有的过程中发生。理解上述分析，需要强调两点，第一，人是“非我”，“我”才是“我”，即“我”对于“非我”的占有来使“我”存在，而最基本的“非我”便是“人”，否则“我”将是另一种存在；第二，当我们除了讨论“我”的时候，其余讨论都是在一种关系中进行的，因此所有人都是“非我”，而且是最重要的“非我”，我们所有的概念和判断都是人创造的，这些概念必然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当我们讨论“非我”的时候它是在“我”占有中的关系讨论，如果没有占有，那就不是“非我”。
总结一句话就是，人需要靠占有各自不同的“非我”才能“活下去”，而且人也是“非我”。而这些占有关系发生之前，那些“非我”首先必须标明“不是我”的身份，这种标明是由概念来完成的，任何“非我”的内在规定性是该“非我”的概念，这些内在规定性虽然都是千千万万个各自及相互占有的“我”来完成，但是“我”与别人毕竟是不同，如何保证这些概念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呢？这是由判断来完成的，判断是这样发生的——每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然是“非我”与“非我”的交流，这些交流中，多种概念进行相互碰撞，相互连接一起，形成了判断。而判断是具有极端私人性的东西，它不像是概念是从来为了发生关系而与其他概念在一起，判断中包含的“语义解读”是关于“我”的东西，只有通过“语义解读”“我”才知道我占有了多少“非我”，才知道人与人相交时的互相的“我”与“非我”的存在。笔者把上述语义解读过程称之为人的命题，这个世界就是由人的命题所决定的，当“我”尚未与其他包括“我”在内的“非我”进行相互占有时，“我”尚且不为人，只有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人才得以诞生，因此人必然是要进行集体的生活的，也就是对于“非我”的占有。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回溯的思考来经验性验证这样的想法。就在我们国家中，有A、B、C、D四个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其中A是普通农民，B是工人，C是教师和艺术家，D是市长。我们观察这四个人会发现他们彼此占有着，A的劳动的果实成为其余三人的饱腹之物，B的劳动提供三人所使用生产、生活工具，C则提供精神产品，当然D的产品是秩序、正义等对大多数产品进行分配而产出的产品。以上只是第一层的分析，我们可以再进一
步，A占有出了土地等实物的，还有自己信奉的诸如相约民俗，B占有的还有自己的“努力去做终能达成梦想”的信条，C占有的似乎更“高尚”，诸如“知识就是力量”，D信奉的当然有“官场潜规则”也有清正廉明。似乎我们还可以再具体一些，不排除A心中有了生死的意义，诸如神明的意思之类，B可能具有文学的修养，沉静在一篇篇优美的文学作品中，C可能是一个假道学，实际上他想要D的那种位置，而现在他的假道学将被其余三人认可能够成为D那样的人，而D则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毕生信条。无论我们怎么去分析、假设，我们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观点：A本身是什么、B的本质、C是谁、D一定会做什么。 笔者秉持这样的态度——不去讨论不知道的，同时将是这样认为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国家”，这样的的“国家”是从集体开始的。最初的集体可能是氏族、部落的，进而是城邦，是国家和地区，进而是越来越紧密的国家。集体的生活成为必须，是人的命题所决定的，而这样的集体生活中是否是杂乱无序的呢？不是的，每个人的命题将汇聚到集体中，而每个人又都不愿意在集体中虚无，因此民主也就成为必须了。 2、民主的必须 每个人都将创造“非我”进而进行占有，这些占有之间是相互交织的，我们说未来的世界“将是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精神财富将是极大丰富，到时候按照需要进行分配”这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事实上这些东西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当其中某一个人占有许多的“非我”财富、精神向往、地位等，其余的人将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与该人的交流中）对那些“非我”产生占有的冲动，当然有些人真正去争夺那些“权力”，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环境中创造出一些“非我”，如平安，平淡即幸福等等。他们也会对某些“非我”在语义解读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命题。举个例子来讲，A是秦国的一个农民，他最开始想要得到一个郡的郡守职位，于是他努力学习，这时候他对自己所处的各种判断中进行了自己的语义解读：郡守是我想要的。然而多年之后他还是失败了，于是A想，平淡的乡村生活才是真正我想要的。对于同样一种判断，对于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才算是自己满足的，每个人甚至不同时候都有不一样的解读，因此人的命题也将是不一样的。但人的一些基本的需要，比如保证生命等需要却是人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有相同的解读，因此关于生命基本需要是人的基本命题。这样的基本命题会随时扩大，比如在中国上古时期，我们需要集体的行动和狩猎等等保证本集体的安全，到三代时候我们可能将将吃饱穿暖作为自己的需要，秦汉时我们对于居住也有了“基本需要”的解读，而到了唐宋时对于更大的物质、精神需求也将被列入常人的“必需品”行列，而现代社会中“人权”的内涵不断变化其中固然是对于许多人需要的经验性总结，而大多数国际政治的斗争中，“人权”却成了新的“坚船利炮”。换句话说，在三代时期的所有的物质的、精神的一定能满足上古的，但是上古到三代人并没有变化，而我们还是觉得“必需品”没有得到满足，以此类推，从古至今按照以前的需要今天是能够满足昨天的需求的，但是今天的生产一定不能满足今天。如果从任何时候开始，我们的物质精神产品都能够平均的分配到每一个人身上，那么“国家”集体等是根本不会出现的，也是就“国家”是属于历史范畴。 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呢？“人欲无穷”是经验性的判断，实则是由人的命题所决定的。我们对于所有“非我”占有的解读都是具体的人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我们占有的是人的“非我”，不管“非我”是多么极大丰富，但是人却是有限的，因此从来都是不能满足的。我们模型化来理解：世界上有ABCD四个人，现在有2份“非我”，到若干年后有1000份“非我”，然而情况是这样的，以前ABCD四个人都有一半的“非我”，若干年后四人都有250份“非我”，同时从来都只有四个人，相对于ABCD来讲他们只能占有四人份的“非我”，不管这当中他们是如何具体分配的，但结果一定是每个人都一样。A是皇帝，他的命题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要1000份，B是王臣他的命题是“君君臣臣”，于是B改造了1000份的“非我”拿走了250份，C是平民他的命题是“但行稼穑”，于是C同样得到了250份“非我”，D是奴隶，他的命题是“活着”，于是同样的到了250份“非我”。皇帝、大臣、平民、奴隶虽
然差别很大但是脱光了衣服他们只是一个人，毫无差别，他们都有自己“活下去”所依靠的，这些依靠构成所有“非我”，因此必然是一样的，要不然他们当中必然有一个不是人。“人人生而平等”如果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那无疑将是正确的。 于是我们得到两点，第一是基本命题的存在，每个人的对于所有判断的解读中都会有保证生命基本存在的相同解读；第二但是每个人在各自的解读中，对于“生命的保证”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人在集体生活中对于基本命题中所涉及的“非我”进行占有时对于彼此关系的概念和判断，一者形成了国家理念，一者形成“生命保证”的不同解读的多样性的原因。而我们所言的民主就是该国家理念的基本部分，如上所述，民主的核心是——权利，该判断意味着大多数人对于生命的基本解读所要占有的那些关系，但是我们还不能忘了民主的另一个核心——很少有人会强调或者告诉你，它就是——权力，即少数人的权利，这些权利在某一些方面看上去要比其他人占有更多的“非我”，这才导致了某些人（不是全部，有些人的选择并不是迫于强力）不得不放弃一些“非我”而自己再创造一些“非我”来达到一种“都是人”的平衡。为何说“权力就是少数人的权利”呢？当最开始的“非我”占有出现时，只是一个“我”，然后再遇见第二个、第三个等等，以此类推。当你的“非我”与我的“非我”交织之时，才出现了集体。而这个从小到大的过程中，最开始一些“非我”，比如食物、住房、武器当然还有其他人等等都是“属于”一个人的，这个人将这些“非我”进行扩大，在扩大的整个集体中，每个人也以不同形式扩大，但是最开始的人凭借先占的一些优势占有大量的基本“非我”，他们在扩大时，不得不考虑到集体另一些人的需求，因此将自己的“权利”变成集体别人认可自己占有的“权力”，这些权力就是民主，集体不断扩大，这些民主就不得不更多考虑别人的“权利”，每个人的“非我”都是一样的多的，“权力”阶层也不得不将更多的“非我”当成必需品与别人共享，换句话说人的发展就是不断扩大的集体。希腊人的部落到城邦，到联系紧密的城邦，他们的民主也在不停的变化中，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全世界的人以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生活在一起，而民主的内涵也不断扩大。这表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同时扩大，权力与权利始终是相等的——我们知道人只有获得与别的人同样的“非我”才是人。这或许不好理解，一般人认为权利越来越丰富是合理的，而权力应当是越来越小，如以前的基本权利少之又少，奴隶的生命几乎都得不到保证，而古代的君主的权力在今天却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我们能够透视权力和权利或许能够理解上述的结论，权力的本质是权利，权利的本质则是人的基本命题，因此若要讨论权力是否同样越来越丰富，则要看该权力包含的各种人的命题是否越来越丰富，笔者认为是的。举个例子，中国上古时的部落首领拥有十万之众，对这十万人的影响是3（满值为10），到了三代国家权力阶层拥有百万之众，对这百万人的影响是5，以此类推，秦汉是6，唐宋是7，现代是8，当然这些数值只是作者的武断结论，在此列出来不是为了表明这些数值的真实性，只是为了表明从古至今到未来，集体对于集中个体的控制将越来越强大，此处笔者只谈一点。我们认为对于人的基本的生命本身的主宰才是最大权力，最丰富内涵的权力的最好诠释，笔者不以为然，生命的本质不是“活着”，而是创造，即每个人都有无限创造并占有“非我”的那种能力，而从古至今的权力越来越更大范围内对于我们的各种“非我”进行影响。我们试想一下古时候的农民可能一生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国家的公民，什么是法律等等，但是现代社会却没有什么世外桃源。笔者有感于科技的力量，并相信当我们对于有限的世界占有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将像更多的未被占有的有限发起进攻，譬如时空、宇宙等进行占有，最终人的命运为何笔者并不知道，然而笔者相信一旦我们开始变得无限时，人才得始以灭亡。
3、民主的未来
既然民主就是权力与权利的综合体，那么现代社会的民主的异变是否意味着这样的综合体不再适用于当今世界了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如上所述，民主所包含的权力与权利是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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