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继承了此说并有所发展。他认为：“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论其方式有三：一曰互训，二曰义界，三曰推因。”改动了原说的用语和顺序，更准确地反映了人们对训诂方式的认识过程。
关于词义系统，黄侃也有一些论述。他将词义分为若干条，如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等。所谓“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是从意义的发展变化关系来分的，指的是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所谓“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是从词义的研究方式来分的，《说文》的词义自有系统，是独立研究的结果；《尔雅》的词义各有背景，只是把文献的词训连属分类而已。这种种词义关系，共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汉语词义系统。
黄侃还研究过《说文》同文（《说文笺识四种》），通过对《说文》同源字的系联，检验了《文始》的结论，从理论和方法上对《文始》作了重要的补充，在传统字源学和现代字源学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２、训诂学走向成熟 继章太炎、黄侃而标志着训诂学走向现代的则是胡朴安的《中国训诂学史》和齐珮瑢的《训诂学概论》。《中国训诂学史》成书于1937年。全书除《绪言》外分为六章：第一章，《尔雅》派的训诂；第二章，传注派之训诂；第三章，《释名》派之训诂；第四章，《方言》派之训诂；第五章，清代训诂学之方法；第六章，今后训诂学之趋势。胡氏认为训诂学至“清汉学家始克建立”，因为“凡称为学，必有学术之方法。训诂之方法，至清朝汉学家，始能有条理、有统系之发见。”所以“自今日以前，所有诸训诂书，只可谓之训诂学材料，而不可谓之训诂学。”因此，胡氏作训诂学史，就“只能以训诂之材料，与清儒训诂之方法，与今后训诂之趋势，略述其大概而已。”
胡氏此书虽然作为“严格的训诂学史，不仅无训诂学之中心”，而且也未能从总体上显示出“训诂学变迁之迹”，确实很不理想；但他明确地与文字学划清界线（另有《中国文字学史》），初步确立训诂学的范围，并汇集该范围内的材料，力图勾勒专书训诂与传注训诂的源流派别，第一次清查了传统训诂学的家底，总结了传统训诂学的方法和成果，这就从“史”的角度确定了训诂学的独立存在，反映了当时已有训诂学学科观念的现实，而《中国训诂学史》本身正是这门学科的主要标志之一。
齐珮瑢的《训诂学概论》则从“学”的角度标志着现代训诂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完善和确立。该书出版于20世纪４０年代，共四章。前三章详论训诂学的性质、范围、起因、功用、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等，末章论述传统训诂学的渊源流派，勾勒了训诂学史的基本轮廓。
该书对章、黄的学术思想多所继承，也主张用近代语言学来规范传统训诂学，使之步入科学的轨道。齐氏说：“要相使训诂脱离了文字形体的拘束，抛弃了玄学的空疏的不科学的氛围，走入现代比较语言学的领域，那么非得以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作出发点不可。”所以他用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来阐述语义的单位、语义的演变以及语义与语言的关系等训诂的基本概念。在近代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中，齐氏将训诂学看作“古语义学”，定位于“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认为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言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具体说来，“研究前人的注疏、历代的训诂，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闻其枢要，述其方法，演为统系而条理之；更进而温故知新，评其优劣，根据我国语文的特质提出研究古语的新方法、新途径，这便是训诂学。”他认为“从前认为训诂学是兼括文字形体的训诂和语言音义的训诂二者的界说，实际上是不合理而欠精确的。”“严格地站在语言方面来说，只有训释古语古字的用义才能配称训诂。文字本义的研究应该属于文字学的范围之内的。”
促进训诂学日趋完善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者还有沈兼士、何仲英、杨树达等人。
沈兼士也是章太炎的学生，也曾留学日本，他写过一系列有关词源学和训诂学的论文，其中，有三篇影响较大：1、《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王圣美提出地“右文说”，对建立汉语字源学有重要价值。２、《声训论》（载《辛巳文录续集》1941年版）把声训分为六大类，认为义类相通、声类相同是声训成立的主要原因，研究声训既可以证明古音的分部，又可以确立汉语的字族，是训诂学中的重要课题。３、《研究文字学“形”与“义”的几个方法》（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一文则从总体上提出过训诂学的体系纲要，认为训诂学应该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训诂学概论——总结它的源流、要义和研究方法；代语沿革考——是纵的研究，目治的，依据古籍来探寻历代文语蜕变之轨迹；现代方言——是横的研究，耳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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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现代各地方言流变的情况。可惜他并没有按照这个纲要写出成系统的著作来，他的主要成就仍然是在建立汉语词源学上。
何仲英著有《训诂学引论》，试图将传统训诂学改造为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古代语言学，因而范围非常广泛，由专门训释故言的工作，进而探求历代语言转化的轨迹，再而调查现代方言的音义以究古语的遗留及流变，举凡字义、词汇、语法、修辞、方音、俗语等，无所不包。对于训诂的性质及其方法也有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但支离琐碎，强设条例。这样的训诂学虽然不再是经学的附庸，但也与传统的训诂学格格不入，新则新矣，很难为学人接受，然而它的重视活语言研究，引进科学分析方法，联系社会历史以究训诂之变等，还是值得借鉴的。
杨树达著有《训诂学讲义》、《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词诠》、《汉书窥管》等，他对训诂学的贡献主要有三：
一是构拟过一套训诂学体系，见于他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大学讲授训诂学的讲义。王宁教授说：该讲义分五个部分：1、训诂学之意义，包括“训诂”和“训诂学”两项。所谓“五类”指“探源为训”、“举形为训”、“剖实为训”、“同义为训”、“说类为训”等五种训诂方法；３、训诂学之形成；４、训诂学之演变，举了扬雄《方言》、许慎《说文》、刘熙《释名》、宋朱熹、清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为代表；５、训诂学之贡献。这是一份颇具特色的讲义，可齐珮瑢的《训诂学概论》互补相成，从而使训诂学的学科体系更为完善。
二是对汉语词源学的研究具体而微，且能归纳出条理。他考释语源能够古今中外结合，特别是能充分利用甲骨文和金文材料，所以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他还写过一些这方面的专论，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等。
三是在训诂实践中能有意识地用语法助训诂。虽然前人训诂亦时有语法观念，但尚未构成系统。杨树达精研语法学，著有《高等国文法》《马氏文通刊误》、《词诠》等书，蔚为大观。他运用语法理论来分析语言事实，为训诂研究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域。
七、当代－训诂学的繁荣期 １、繁荣的表现
1949年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古籍整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发展民族新文化，首先必须要继承传统文化。根据中央古籍整理小组的统计，仅1949年至1981年，我国就整理和出版了1559种古籍。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市均成立了古籍整理办公室，党和政府拨出专门经费，每年立项数百种古籍整理项目。截至现在，数以万计的古代文献得以整理和出处，大大促进了训诂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训诂工具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字典、词典，且不说人们常用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成语小词典》等。1958年，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开始对旧《辞源》和旧《辞海》进行修订，并使这两部工具书各有侧重，成为性质不同的两部中型工具书。修订后的《辞海》仍是综合性辞书，包括成语、典故、人名、地名以及各门学科的名词术语等。《辞源》修订为阅读古籍用的工具书和古典文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书。这两部书经过反复修订以后，在收词、注音、释义和体例方面，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使我国工具书的编写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汉语大字典》收列单字56000多个，是当今收集汉字字数最多的大型字典。自1975年提出编写计划以来，被列为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点科研项目，也被列为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于1985年定稿并分八册出版。该书注重每一个字的形、音、义的描述，尽可能历史地、正确地反映每一个汉字形、音、义的发展历史。在字形方面，于楷书单字条目下收列了能够反映该字形体演变关系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形体，并简要说明其结构的演变。在字音方面，对所收列的楷书单字尽可能地注出了现代读音，并收列了中古的反切，标注了上古的韵部。在字义方面，不仅注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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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常用字的常用义，而且注意考释常用字的生僻义和生僻字的义项，还适当地收录了复音词中的词素义。可惜这部字典在释义方面过于求细，往往忽视词义的概论性，有时出现义项分合不当、释义欠精确的毛病，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的汉语语文词典，是华东五省一市四百余人处1975年始，历时十年编纂而成的大型词书。共收词目三十七万条，五千余万字，分为十二卷，另有检索表和附录一卷。该书只收汉语的一般词语，着重从词语的历史演变过程加以全面阐述。所收条目力求义项完备，释义确切，层次清楚，文字简练。单字则以有文献例证者为限，没有例证的僻字、死字一般不收列。专科词只收已经进入一般语词范围的，以与其它专科词书相区别。这部词典以训释词义为主要任务，所有例证都是从古今著作原书中摘录下来的第一手资料，准确可靠；具有体现源流、揭示用法、辅助释义、提供知识的作用。一般例证均标明时代、作者、书名、篇名，或卷次章节，并按时代顺序排列，书证的丰满，是已出版的汉语词典难以比拟的。《汉语大词典》从整体上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面貌，是一部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兼备的高质量的工具书，是我国辞书史上的里程碑。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本科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专业相继开设了训诂学课，随着问世了许多训诂学教材，如周大璞主编的《训诂学初稿》、陆宗达的《训诂简论》、《训诂方法论》、王宁的《训诂学》、《训诂学原理》、张永言的《训诂学简论》、郭在贻的《训诂丛稿》、洪诚的《训诂学》、黄大荣的《训诂学基础》、孙永选《训诂学纲要》、孟昭水、梁宗奎的《新编训诂学》、许威汉的《训诂学导论》、杨端志的《训诂学》、孙雍长的《训诂原理》等等。训诂学著作的大量问世，标志着我国训诂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完善成熟的学科并且空前的繁荣。
周大璞的《训诂学初稿》是1982年受国家教委的委托而编写的一部适合于高等院校本科使用的训诂学教材。该书以周大璞的《训诂学要略》为基础，吸收了当时训诂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兄弟院校的宝贵经验，经过充分讨论，反复修订而形成的，特别注重理论性、系统性、知识性和实践性，观点正确，材料丰富，体例适当，论证周密，适合于高等院校文科使用。
王宁是当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重要继承人之一，主要著作有《训诂方法论》、《训诂与训诂学》（与其师陆宗达合写）、《训诂学原理》、《训诂学》、《说文解字与汉字学》、《汉字构形学导论》等专著。其中的《训诂学》是受教育部的委托为中学教师进修而编写的一部高校教材。王宁说：“编写这部教材的宗旨，是把训诂学中最基础的部分选出，引导初学者较顺利地入门。”（王宁《训诂学》）所以该书重点对训诂理论进行认定，努力创造一个科学的适合于现代人入门的训诂学教学体系。该书第一章阐释了训诂及训诂学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介绍了随文释义的训诂材料，第三章介绍了训诂专书，第五章介绍了训诂考证的工作与材料。作者注重让学生多接触训诂材料，注重语例的选用。王宁认为：“训诂的真正体例，是包括在它的原理之中的。所以，本书以阐释训诂原理为主，以便培养学生自觉地知其所以然地运用训诂材料的能力。”该书之所以在第二、三章之后设第四章专门来阐释训释原理，“是因为随文释义的训诂”和“小学”篡集专书的训诂都是以训释的方式存在的，其中所包含的原理，由在这两章之后的第四章来进行语言文字学的讲解。”这种安排是恰当的。第六章阐释了训诂方法，“绪论”介绍了训诂与训诂学的特点、定位、分类及学习方法，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一章介绍了训诂学的综合运用，一头一尾相互照应。该书的特点之一，进一步区别了训诂与训诂学，强调了训诂是一种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是训诂材料，而训诂学则是以前代训诂工作作为研究对象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该书的特点之二，设专章阐释了注释原理，明确了字与词、义与训之间的关系。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设专章阐释了训诂考证的工作与材料，综述了考释与证明、考证的两大类型、考证的结构，其论证之详细，超过了其它的训诂学著作，总之，王宁的《训诂学》是一本适合现代人入门的好教材。
２、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长壮大
当代训诂学的繁荣，与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成立、发展壮大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是随着训诂学复苏、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它的成立、发展过程，它的每一次学术活动，都映射着我国训诂学成长的身影，记录着我国训诂学前进的步伐。
1979年秋，南京大学洪诚教授、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徐复教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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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主办的“高校训诂学师资培训班”的２８名学员，联名向全国语言学界发出了成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倡议，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此后，经过1980年１年的酝酿，1981年３月，在武汉召开了筹备会议，成立了以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教授为首的筹备组。
1981年5月2日至５月５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在武汉召开成立大会。湖北省党政领导到会祝贺，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的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８０多人，列席代表３０多人，提交论文７０多篇。会议就训诂学的研究对象、性质、方法、理论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讨论并通过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章程，选举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一届理事会。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章程规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是中国传统语言学、训诂学工作者全国性的群众学术团体。学会的宗旨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全国广大语文工作者，研究我国传统语言学，为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与港澳台及海外的文化交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做贡献。学会的主要任务是继承、整理、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加强训诂学的应用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繁荣。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历任会长依次为陆宗达（第一届，北京师范大学）、徐复（第二届，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第三届、第四届，北京师范大学）、李建国（第五、第六届，国家语委）。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以来，举行过多次学术活动。
1982年６月，在北京召开“全国高校训诂学教学大纲讨论会”，５０多人出席了讨论会。会议讨论通过了“训诂学大纲，决定编写高校通用的训诂学教材”。
1982年11月，在苏州举行学术年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60多人，列席代表40多人，提交论文142篇。陆宗达、殷孟伦、徐复、王力（北京大学）、周祖谟（北京大学）等语言学界前辈云集，使本次年会成为中国语言学界盛况空前的一次学术活动。会议就训诂学领域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
1983年11月，在扬州召开“纪念段玉裁、王念孙父子学术讨论会”。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协助江苏高邮县政府在王氏祖居的基础上建立了王氏父子纪念馆，在中国尚属首创。此举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强大反响。
1984年春，在西安举行学术年会。10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80多篇。会议讨论了训诂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问题。
1985年４月，在开封——洛阳召开“纪念许慎学术讨论会”。120多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70多篇。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得到河南省政府的支持，重修了许慎墓（郾城县），修建报许慎纪念馆，树立了许慎塑像（洛阳）。
同年10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与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在武汉——南京联合举行“纪念黄侃诞辰100周年、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10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80多篇。同年10月，在江苏金坛举行“纪念段玉裁诞生250周年学术讨论会”，协助金坛县政府建立了段玉裁纪念馆。这次会议和本年度前两次会议一样，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7年５月，在浙江富阳召开学术年会。近160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120篇，会议讨论了训诂学与古籍整理问题。
1988年４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与山东大学、高密县政府在山东高密联合举行“郑玄学术讨论会”。60余人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50余篇。与会代表瞻仰了郑玄墓和郑公祠。同年８月，在长春举行学术年会。会议交流了训诂教学和研究情况。
1990年11月，在苏州举行学术讨论会，并纪念南京大学洪诚教授逝世５周年。
1991年11月，在贵阳举行学术年会。会议就训诂学与古籍整理、训诂学的教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92年8月，在湖南索溪峪举行学术年会。会议讨论了训诂学的理论建构等问题。
1994年9月，在合肥举行学术年会。会议就训诂学与传统文化、皖派训诂成就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地讨论。
1996年8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学术年会。会议以“训诂与辞书编纂”为中心议题进行了研讨。 1998年10月8日至14日，在云南昆明——大理举行学术年会。会议就“训诂与辞书编纂理论研究”和“训诂与方言研究”这两个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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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在南京举行学术年会。会议就“《说文解字》及《说文》学研究”和“徐复教授学术思想研究”这两个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2000年11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与瑞安市政府联合在浙江瑞安举行“孙诒让研究国际研讨会”。会议围绕“孙诒让学术思想研究”、“孙诒让生平事迹研究”、“孙诒让与清代学术”以及“有关孙诒让其他方面的研究”等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讨。
2002年8月11日至15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就“训诂与中学语文教学”和“西北地域文献研究”两个中心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训诂与中学语文教学”中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一直关注的问题，如1991年贵阳学术年会后，学会就曾主持编纂过《中学文言文标准注释》。这次专门加以探讨，是针对新编中学语文教材的文言课文增多的需要而进行的。以“西北地域文献研究”为议题，既是因为这次会议的地点在新疆，更是因为国家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两个议题都体现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同仁关心社会、为国服务的热忱。
中国训诂研究会此前还先后编辑、出版过《黄侃学术论丛》、《金坛段玉裁研究论集》、《王念孙、王引之研究论丛》、《许慎与说文研究论集》、《高邮王氏四种》、《中学文言文标准注释》、《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等著作。还举办过三次训诂学讲习班，培养过一批训诂学教学、科研人才。
22年来，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在积极促进训诂学不断发展的同时，自身的组织建设也在不断地完善，已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社团。学会内部管理日趋规范，对外交流日益加强。德高望重的年长会员热情关注学会的成长，始终把握着学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一批新的、学有所成的年轻会员的加入，又使学会的生命力更加旺盛。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正在为我国训诂学、语言学的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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