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死了，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1

　　冬日的周末，东方霞光一片，太阳缓缓升起。我正打算好好睡个懒觉，弥补一周的忙碌疲累，忽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电话里，父亲哑着声音说：“你二叔喝农药了，正在人民医院抢救，你过来一下！”

　　我脑子嗡地一声巨响，木然呆立，思绪如万千条蛇爬动，恐惧、无奈感袭来。怎么会这样呢？我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

　　挂断电话，二叔健硕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悠来荡去。没想到，才短暂的几个月时间，他竟选择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与病痛。

　　我急忙乘车赶往县医院。医院里人很多，病人家属来来往往、行色匆匆，也有由亲人搀扶着蹒跚行走或乘坐轮椅的病人，脸上挂着痛楚，或者茫然。走廊里弥漫着浓郁的消毒液气味。

　　重症监护室在走廊尽头转角处，那是病人或家属们最忌讳的地方，即便是散步或是进行康复训练的病人，也很少会走到那种地方。越往走廊深处走，越能感到安静幽冷。

　　重症监护室门外的等候厅里，零散坐立着几个熟悉的身影，细看，是四叔、五叔、大表姐、二表姐与父亲。父亲双手托头，低埋在两腿间；四叔双手插在裤袋，眼看鞋尖，缓缓踱步；五叔袖着双手，定定站立，眼盯着墙壁；大表姐与二表姐坐在椅子上，侧身扭头，认真看向巨大的玻璃窗。

　　窗内是重症监护室，一场生与死的博弈，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我没敢多说话，走过去，巡视一圈，没有发现勇子。勇子是二叔的儿子。我心想，二十年不见，我不一定能认出他。他得知自己父亲病重了吗？他为什么不来？

　　表姐们与两位叔叔也小声议论起来。二十年前，二婶带着五岁的勇子离家改嫁，后来曾为勇子的抚养问题找过二叔，但二叔憎恨二婶，懒得承担做父亲的责任与义务。勇子勉强读到初中，二婶再也无力供养他，他便辍学外出打工了。一个既不懂技术、又没有文化的少年，外出谋生何等艰难，可想而知。

　　我叹一口气，鼻头发酸，开始憎恨监护室内的二叔。

　　2

　　透过重症监护室的玻璃窗，我能看见里面的情形。病人鼻孔上连着呼吸机，身上插满各种管道，白色盖被随着呼吸机的助力，正微微起伏，以示病人还活着。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与身形健壮的二叔联系起来。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对这个曾经疼爱过自己的叔叔，我又恨不起来，心里只有痛楚与难过。

　　表姐们开始不停走动，显得焦急不安。她们的母亲患了脑癌，刚做完手术才几天，还躺在医院里，正需人照料，可眼下她们的二舅又出了这事，她们能不急吗？大表姐是个急性子，鄙夷地斜乜了一眼监护室，小声抱怨：“喝也没喝死，让这么多人都跟着遭罪！”二表姐没吭声，只是透过大玻璃窗，定定望向监护室。

　　父亲一直都没说话，长久坐在长椅上，双手托着耷拉的头，貌似头重千斤，不用手托着，就会跌下来摔个粉碎。他难过时，就会长久保持这种姿势。那年，母亲去世，他用双手捧着低垂至膝盖的头，陪着逝去的母亲坐了三天三夜，直至出殡，亲人们将父亲拉开，才发现他已满脸泪水。

　　这时，重症监护室的门开了，一位半拉下口罩，身着白色大褂的瘦高个医生走了出来，他的左手还提着一双抢救用的医用手套，可见是刚完成了一轮紧张的抢救。他高举起一张单，朝着门外喊：“刘林星，谁是病人家属？”

　　我们几人相互看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医生用奇怪的眼神扫视我们一遍，提高音量，再次喊：“谁是刘林星家属？”依然无人应答。医生不知所措了，站着不动，似在等人帮他来解围。四叔忍不住说：“他家属没来，我们都是他亲戚！”医生带着疑惑的眼神，再次扫视我们一遍，大声吩咐：“赶紧给病人家属打电话，让他们快来！”

　　这时，五叔开腔了：“病人离婚多年，只有一个儿子，也没管过，一直没有联系。”医生愣了一下：“尽快想办法联系他儿子吧！病人刚刚清醒，但仍未脱离危险，随时可能会昏迷，需要人签个字。”四叔无奈回答：“联系不到他儿子，我们也没办法呀！”

　　医生不再坚持，对我们说：“那你们当中谁来签字？”

　　刚略活跃一点的气氛又凝固了。大家沉默起来，都如雕像般巍然不动。

　　医生扬了扬文件，着急地说：“总得有人签字吧！不签字，怎么行呢？”

　　其他人还是站着没动。我凑近医生，想看看他手上纸单的内容，刚赶来的老公连忙将我拉到一旁，小声教训我：“几位长辈都没说签，你操什么心？”于是我也低下头，远远站到一边。此刻，气氛特别压抑。

　　医生似乎看出大家的心事，安慰说：“我只需要你们签名，向医院证明我们的抢救工作就行了，放心，不会找你们收钱的！”

　　这时，众人终于恢复了活力，也有了声音。我父亲年龄最大，于是被大家推上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拿笔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医生拿了签好的单，转身回去，重症监护室的门又重新关上了。

　　3

　　二叔与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五十多岁，早年与二婶因感情不合分开后，一直单身。实际上，二叔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乳名勇子，一直随二婶生活。二儿子一岁多时，在夫妻俩的一次争吵后，被二叔送人了。至于送去了哪里，二婶也不知道。为此，她失魂落魄了很久，流了很多泪，却毫无办法。在积攒了足够多的失望后，二婶带着勇子离开了家。那年，勇子才五岁，已经见证了家庭的分崩离析与生活的磨难。

　　二叔在邻镇找到二婶时，是第二年春天，她已经带着勇子嫁给别人，再次怀孕了。之前，二叔夫妻俩并未办理结婚证，此时便无从追责，二叔只好无奈独自回家。妻子与别人结婚了，他更加意志消沉，把房卖了，整天吃喝玩乐，找女人，打牌赌钱，居无定所，我们平时很难看到他。只有过年的时候，他才会回到我父母和几位叔叔家里，轮番蹭吃蹭喝个十天半月，再借上一袋米或几百元钱离开。下次再来，也不提及偿还之事。

　　母亲为此没少埋怨过父亲，可父亲也没办法，都是从小吃苦受难一起长大的兄弟，又没了家，四处漂泊，心里难免疼惜。再说，农家人日子稍好过些了，也不缺吃少喝，多一人吃喝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那几百元钱，二叔没钱，逼着讨要，也无济于事，那样只会抹杀兄弟间的感情。因此，后来每年春节，二叔来我家，母亲不仅不再抱怨，反而好酒好菜款待他。毕竟，他除了几位兄弟家，也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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