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使用“企业家”这个词，但他们说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计算器：给定目标和手段，按照“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则计算出最优投入和产量。制定这样的决策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机敏，不需要判断力。但对真正的企业家来说，想象力、机敏和判断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对企业家的认知不同有关。
我也应该为新古典经济学说句公道话。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但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政府失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市场失败理论的谬误，从而使得市场失灵不再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充足理由。
林毅夫一方面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另一方面，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在他的理论里，政府官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和激励判断未来、做出好的决策。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我对产业政策的关注由来已久。1980年代中期，中国好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特别推崇日本的产业政策。1987年夏天，我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代表团对日本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国内流行的观点至少有两点不对之处：一是对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估计过高；二是对其作用的方式估计错误。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之所以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家有效地抵制了政府的干预。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
80年代之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可以说一塌糊涂，从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到所谓模拟技术的推进都是如此。早期产业政策研究推崇日本，90年代之后有大量关日本产业政策更为详尽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讲是失败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等人用翔实的资料证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即使
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受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
这个表列出了有关各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一些研究：
大家关注的是中国的产业政策。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再说计划经济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就改称“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其实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我更有兴趣的是如何在理论上解释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我发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先讲认知能力的限制。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这是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创新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
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路在哪里，只能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行。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今天的主导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今天也预测不了30年后的事情。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即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这就是分散化决策的优点：每个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市场竞争决定成败：成功的创新带来利润，不断得到复制和扩散，成为新的增长点；失败的试验停止。
但是产业政策是集中化的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还有人说我们可以靠专家来制定决策，专家也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专家并没有创新所必须的软知识。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过去成功的企业家并不能判断未来的产业，我们看到如柯达的好多成功的企业都破产了，就是因为新的、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
我举一个专家制定决策的例子。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电风扇生产“一哄而上”, 机电部约请了若干国内有名的生产技术、市场分析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 商讨对策。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 专家们认为, 中国电风扇行业的年生产能力在今后若干年保持在1000万台左右为宜, 主张选择若干实力雄厚的企业“定点”生产。主管部门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然而实践证明, 专家们的预测与实际状况有很大差距,
当他们做出这个报告时，实际的电风扇产量已经是他们预测的两倍了，到80年代后期, 电风扇的年产量和销售量均达到5000万台左右, 仅出口就达1000万台。江小涓总结说，这种使用了“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却没有得到“ 科
学结论” 的情形, 在许多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出现过。（江小涓《经济研究》1993年）
说到电风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讲过的他自己的故事。当年回国时他用配额买了4台电风扇，后来没用上，因为他没预料到以后能用上空调。 管理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说：“当我们看到专家对新兴市场未来发展规模的预测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创新者的窘境》第XXII页）
接下来讲一下产业政策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即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就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从实际看，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结果是，得到政策扶植的企业家通常并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难理解，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创新来。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特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但政府官员和专家们一般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误，因为失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失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结果是，失误一个接着一个。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没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错误，他们也没有权力阻止揭发自己的错误。
让我以电信业为例说明这一点。在TD-SCDMA作为3G标准上马之前，三大电信运营商的老总和两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和王旭东都反对，因为TD在技术上根本不成熟。但是不知利益相关方怎么说服了十几位院士联名上书最高领导，最高领导拍板，中国移动被要求采用TD标准。结果是一塌糊涂，没法用。但因为TD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样板，所有的反对意见一律封杀，直到2014年，《财新》才发表“TD式创新”一组文章，开始揭露真相。掩盖TD决策错误最好的办法是加快上4G，因为有4G就可以把3G的错误掩盖。但是中国电信的CDMA2000和联通WCDMA刚刚投入使用，远没有饱和，但是为了弥补TD的错误，结果把所有3G都废止马上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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