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辛教授的访谈

罗克辛教授的访谈

——引言——

2006年1月，慕尼黑。在慕尼黑大学的法学院，Claus Roxin坐在一间小办公室内，被书的高塔所包围：他的刑法学总论教科书第一卷的第四版刚刚出版。从这里出发，几十个样本将去往世界各地，从韩国到阿根廷的科尔多瓦，点缀着作者那个性化笔迹的题词。对于所有这一切，他都需要独自操劳，在这个被规定为“第三方资助房”的地方——这个房间属于他的教席继任者，他每周只能来使用一次；人们不禁会想，德国的大学没有真正理解应当如何处理这些退休教授给它们带来的巨大资本。

当Claus Roxin站起身迎接进门的客人时，房间就显得更加简朴了。即使已经75岁，也无损他那伟岸的身姿。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在课堂上认识他，那时他带着鼓励的目光，声音越过一排排座位，督促着人们进行反思。之前人们将这样的人称为“讲台之星”。Roxin的课堂印在记忆之中。

“Bei Mario”，法学院附近阿德尔伯特大街上的一家披萨店，是教授们与客人们聚会的场所（译者注：地址是Adalbertstra?e15，各位去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参观时可以考虑到这里吃顿饭啊），Claus Roxin在这里随和地表达了对这次对话的关心：根据他学术生涯的几个阶段，阐述了作品的时间历史环境。这次对话首要的任务是对20世纪刑法历史的历史化做继续思考与继续工作的鼓励。重点之一是问国际影响，尤其是他的思想对拉丁美洲的辐射效果。因为尽管Claus Roxin一直都住在德国，但是他被西班牙的同行称为“历史上对西班牙-拉丁美洲最重要与最有影响力的刑法学者”。是个人荣誉博士头衔，这个名单从韩国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直到墨西哥、秘鲁、巴拉圭和阿根廷——大量的授奖，他的大量作品被翻译被大量翻译为各种语言，都是南欧与拉美对他崇敬的确实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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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他在近处欧洲与远处欧洲（译者注：指拉美）法律文化圈取得的巨大成果是建立在这些地方长期移植德国刑法学思想的传统之上，但是他的成果同样是可观的现象。这是如何发生的？刑法学思想与刑法学理论建构的产生语境与使用语境之间的差别是如何被搭上桥梁的？为什么这样的法律继受可以有效运行？……

这次访谈是在2006年1月26日举行的。事前一周将要问的问题提交给了Claus Roxin，他没加任何修改地接受了。这里呈现的文本是没有删改的原始形式。

——访谈开始——

问：Roxin先生，您于1931年出生在汉堡，在那里您于1950年冬季学期开始了法学学习。在一个面向大学生的演讲中，您曾提到，您的父亲建议您学法学，因为学这个专业之后会有许多的可能性，然后发现——如您自己正是这一生动例子——“实践因理性而结合的婚姻，可以产生真爱”。（译者注：这就是传说中的“先结婚，后恋爱”或者…“日久生情”。）如果允许的话，我想留在这一图景之中：这一过渡是否有一个显著的切口？有没有哪些特定的学术教师让这个理性的决定变成了爱？您的学术老师Heinrich Henkel在其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答：Heinrich Henkel是一名宽厚又体贴的老师：他帮我打开了双眼，看到了法治国刑事诉讼法的重大意义。在Eberhard Schmidt的论文之外，就数他的教科书对我之后的刑事诉讼法教学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对刑事实体法的热情则是被Hans Welzel所唤起的，他的目的行为论在50年代刑法体系基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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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处于中心地位。我从事于刑法学的研究，并深入研究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诉讼法，是要想到这两位的。

（译者注：Roxin与Jakobs一样，都是听从长辈的建议，出于理性而非出于热爱选择了法学专业，然后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爱上了法学。当然，那都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了，那时候德国的社会风气还是很传统和保守的，战后经济还没恢复，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所以也倾向于让孩子选择一个靠谱的专业。此外，Roxin与Jakobs对于刑法学的兴趣，都是被Welzel所激发的，Jakobs甚至为此专门投奔Welzel门下。Welzel不愧为一代宗师。）

问：回顾一下您刚开始大学生涯那时的时代背景，《基本法》刚生效一年左右，联邦最高法院开始履行职务也才几周而已。您自己曾指出了，您属于必须要为联邦共和国打下基础的一代法律人，并谈及了“历史最低点”：您在法律史期刊上如此写道：“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在‘历史最低点‘建立一个议会民主、一个社会的法治国，以及法治国所需要的一部以维护基本权利与人权为义务的、合乎人道并同时实用的刑法，这部刑法将把被那些可怕罪行所毁损的德国法与德国法学的名誉从国际上重新找回来。”您是什么时候发觉，站在一个“历史最低点”上的？这是一个事后的判断，还是您年轻时候就已有了这一自觉的动机。

答：当然存在这种危险，人们将之后才获得的见解归因于自己年轻时候的见解。这里涉及到的是关于重新开始的意愿与意识，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回溯到一个具体的场景。1963年在萨尔布吕肯举办的刑法教师会议，我是头一回参加，我被邀请去了Werner Maihofer的住所，和有一群年轻且没有历史负担的刑法学者相聚。在那里，新刑法典的1962年政府草案被一致批评为落后与保守。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谈到了我们年轻人的任务是创建一部新的、法治国-自由的、建立在现代改革运动基础上的刑法。然后，在1964年，这一动议打动了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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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当时在美因茨教书的同行Noll。他建议共同起草一部全新的刑法典。我们1966年关于刑法总则的“选择草案”正是由此而来。

（译者注：Jakobs在访谈中说，他也觉得1962年旧草案乏善可陈，不过他老师Welzel是这部旧草案的起草者之一，所以他不敢当面说这话。）

问：“可怕的罪行”对于您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纳粹时代的刑法史。在学生与助手圈中会讨论这个问题吗？刑法“脆弱性”的历史经验对于您来说有多重要，即刑法文化的受危害性——正如Wolfgang Nauckes的论文集的题目所写的——对于您自己的道路来说？

答：关于我在当助手时是否有讨论纳粹时代罪行的问题，要根据参照组区分地回答。在汉堡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多；因为我的一位助手同事Herbert J?ger写的教授资格论文就是《极权统治下的犯罪》。如果人们将我至今坚守的刑法理念作为纳粹时代的反差组进行理解，就会发现我自己的论文也讨论了这些罪行：行为刑罚取代思想刑法，法益保护取代义务损害，个人保护取代制度保护，等等。

我也曾研究过纳粹罪行及对其的刑事处理。我的博士论文一公布，就被报纸报道了，题目是《以色列允许判定Eichmann有罪》。这里有着今天被激烈讨论的关于“组织权力机构下的正犯”的理念的卵细胞。我也在NJW上发文，强烈批判了辩护人Laternser关于奥斯维辛审判的一本书。我也在1966年加入了德国法学家大会常任理事会所召集的专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批评德国法院对于纳粹暴力犯罪过于轻缓的判罚。我的教授资格论文中的正犯理论——涉及独立于我关于组织支配的理念——也受到了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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