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这个历史的视角是外部原因给我带来的。《整体刑法学杂志》在1969年出版了李斯特去世50周年的特别刊，我作为该期刊的编辑之一也参与了这个特别刊，围绕这个写一个非常接近的主题。因为李斯特和他的学生拉德布鲁赫的特殊预防刑法理念对于“选择草案”以及我自己的刑事政策理念影响重大。这一影响至少与我之前提到的老一辈哲学家和启蒙法律政策家一样重大。
问：1970年5月13日，您在柏林的演讲“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被视为刑事体系思考历史上的里程碑——也许我们可以为那些对德国刑法史还不是很熟悉的读者加上一段，人们大体可以将联邦共和国的刑法学历史分为五个时代：在宾丁与李斯特的体系中达到巅峰的自然主义，引起重新规范化的新康德主义，导致非理性主义的整全观察方式，来自Welzel的目的主义，以及最后的机能目的理性主义。据说，您演讲选这个主题“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时“犹豫不决”，实际上它的影响非常巨大。在国外，这场演讲当时被翻译成了六种语言——西班牙语，日本语，英语，韩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您有没有想过您的演讲会取得如此大的关注？
答：没有，我从来没想过，那个演讲部分还很简略，是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的文本，一种纲领式的构思。但是这个演讲和一些其他文章一样：反响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问：如果我没记错，在同一年，也就是1970年，您第一次去了一个西班牙语国家：您在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大学举办了一次演讲。这次到访是如何实现的？您对这第一次到访有何印象？之后与阿根廷的关系又是如何进展的？
答：正如我旧札记中摘录出来的，我第一次到访布宜诺斯艾利斯是1971年10月7日至15日。它是一场国际会议，一些重要的意大利同行也都在场。德国人之中，除了我，还有Welzel和Armin Kaufmann也被邀请了。邀请者是Bacigalupo教授，我在哥廷根时就他就已经拜访过我了；动因是阿根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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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制定50年的庆典。大会的过程，我已经不太记得细节了。不过我和Bacigalupo建立了学术关系与私人关系，他之后移民到了西班牙并在那里工作。
问：关于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我想等下再问一些相关问题。但我们先看看您的时间年表：1971年，您拒绝了其他大学的教席邀请，去了慕尼黑大学。您是Reinhard Maurach的继任者。我想请问一下，这次变动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答：我从哥廷根转去慕尼黑，有着学术与个人的双重原因。个人原因首先是，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来自大城市的，也就是汉堡，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哥廷根这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太局促了，尽管大学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条件。还有，慕尼黑在文化上和风景上都比下萨克森更有吸引力。此外还有学术上的原因：尽管哥廷根的法学院也有很重要的教授——比如我那时有FranzWieacker与Werner Weber——但是慕尼黑还是属于顶尖法学院。首先我认为慕尼黑是一个大城市且具有国际吸引力，因此是一个辐射力很强的平台。高校政策的原因也是我离开哥廷根的原因，尽管我一开始在那里过得很舒服。因为我在哥廷根的时候，学生动乱总是瘫痪我的教学与科研，而在慕尼黑的这种关系相比之下就是天堂了。
（译者注：Roxin与Jakobs都对60年代至70年代的学生动乱表示无语，也都离开了北方的大学，去了南方的巴伐利亚州。Roxin去了慕尼黑，Jakobs去了雷根斯堡，二人都表示这边的学生要乖多了。原因是，巴伐利亚的政策好。）
问：在慕尼黑，您开始享有一段长时间的外部稳定，并开展了紧张的科研与教学活动。同时，也出现了几十年重要的政治背景变化：在70年代，德国内部有着严重的政治冲突——关键词是所谓“1968者”，社会科学的兴旺对于刑法学有着部分极端的要求，还有冷战和直到当时还没有察觉的恐怖主义袭击浪潮。在法律政策层面相应地强化了阵线，这尤其体现在关于诉讼法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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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得注意的是，您始终通过看似平衡调解、但实际上坚定以改革为导向的方式，在如此法律政策的气候下，致力于构建法治国-自由的刑事诉讼法。您从1969年至今的25版刑事诉讼法教科书是过去几十年这种连贯性的最佳表达。这些事件——尤其是70年代与80年代初期关于对待恐怖主义的法律政策上的争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的学术作品？您有没有觉得类似于坐在“椅子中间”——既要做被很多人认为是国家镇压机器的刑法体系的一部分，但同时又要做自由-法治国刑事诉讼法的捍卫者？您还记得，目前关于所谓“敌人刑法”的讨论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
答：是的，作为自由主义者坐在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的椅子中间。对于反恐带来的刑事诉讼上的限制，我一直都是抱怨的，尤其指责这一点：这些限制在德国的恐怖主义结束之后没有再被取消。当然，我对于“西德共产主义联盟”（一个当时的左翼激进学生组织）也没有任何尊敬，我斥责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但是这并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因为，无论是学生极左主义，还是国家对此的回应，都没有对我们的自由社会构成严重的威胁。
我没有看到与今天“敌人刑法”讨论相关的情节。因为在德国没有学术或政治上的派别在要求敌人刑法。这里涉及的是GüntherJakobs的概念创建，它被压倒性地拒绝，而我也不觉得有用，尽管我对这位同行表示非常尊重。在我最新的教科书（2006年第4版第1卷）中，我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译者注：该教科书的中文译本是1997年第3版）
问：我们看看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历史的维度上说，那几年国家重新统一，国内法秩序与国际环境背景的捆绑越来越紧。同时，刑法学也致力于这一问题：人们面对新的挑战，比如工业社会中的风险，应如何做才正确。在这里，我也想问与您的工作相关的历史问题。我们首先看看国家重新统一。这当然抛出了大量的刑法问题，您的贡献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人们想到德国境内界限上的枪杀问题，想到消除前民主德国《边界法》中的正当化事由的论据。对这一切的讨论太广泛了。因此只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从您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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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统一——根据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对于刑法学有所影响吗？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想问：您在柏林墙案之前是否有联系过东德的刑法学者？（译者注：不了解的读者可去搜“柏林墙射手案”，就是说东德士兵开枪杀死越界逃往西德的人，按照东德法律是合法的，那么统一之后，法庭是否可以判这些士兵有罪？）
答：没有，如果不去管民主德国的体制犯罪问题，重新统一对于刑法学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民主德国的刑法没有一点存留下来，那里曾经的教授也都很快丢了职位。东德无法产生任何学术上的冲击。
在柏林墙案之前，我与东德刑法人几乎没有联系。我曾有一次被邀请前往民主德国作演讲——我不记得是谁在何种情况下邀请的我——但是在出发之前又被他们取消了。很明显，对于西德学者而言，去民主德国进行演讲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成为一名路线忠诚的共产党人。相比之下，去苏联演讲是完全可能的。苏联的同行们为此有着强有力的理由。（译者注：西德与苏联之间的学术联系还是保持着的，比如Roxin参加了第二次“德国-苏联刑法学与犯罪学研讨会”，他的《刑事责任的根据与行为人的人格》收录在了研讨会论文集（1984年），参见《罗克辛教授的学术成果（3）》）
就我个人而言，在统一之前，我认识一名东德的刑法人：东柏林洪堡大学的Horst Luther，我们在制定“选择草案”部分内容时请他来当同事。一起工作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就Luther的贡献来看，他在这个圈里并没发挥什么重要作用。
问：第二个视角，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国内法（包括刑法）的国际化已被表明了......您自己在2000年谈到一个“今天已经相对同质的世界刑法文化”和一个“为这一法领域增加全新维度的刑法国际化”。对此我当然有很多问题。我想挑出两个来问：当您在2000年谈及一个今天已经相对同质化的世界刑法文化时，您怎么看待这种“世界刑法文化”的扩散与国际恐怖主义领域这一“世界刑法文化”的基本原则被移开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停在“世界刑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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