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政治合作，但却未必能够接受后者的社会激进变革要求与目标。但是，“绿色工联主义”作为一种“红绿”政治理论支派的意义在于，以杰夫·沙茨（Jeff Shantz）和格雷厄姆·珀切斯(Graham Purchase)等为代表的加拿大学者致力于实现“绿色劳工运动”和“生态无政府运动”（生态区域自治）在政治方法论与实践上的融合或结合
[22]
，而劳丽·阿德金(Laurie E.Adkin)等学者则更加
关注在反资本主义总体实践中的“红绿”（左翼劳工运动与生态新社会运动）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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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绿色工联主义”的理论要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规模、工业制度、技术或者劳工团结等具体因素。在格雷厄姆·珀切斯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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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生态环境灾难当然是值得谴责和需要人类
深刻反思的方面，但是，其原因归根结底是以赢利为目的、增长为取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相应地，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能肤浅地指责工业制度这种现代劳动组织形式以及其中的劳工组织。尤其是，无政府工联主义并不等于工业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大量的工业原材料与能源投入和非人道的工人生产环境，相反，工联主义的最高目标是追求一种自主、自足和自我管理的生产和生活，因而是无政府主义的和环境友好的。不仅如此，即使工业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而未必
一定是反生态的。事实上，绿色消费主义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使传统工业生产的过程及其产品变得逐渐环境友好。
二是未来绿色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分散和非工业的“社区”社会。而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服务于基层需要的非赢利性工业及其劳动组织就应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而不是需要消除的因素。格雷厄姆·珀切斯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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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基于对未来的合理想象还是基于对社会发展现实
的充分尊重，我们都不能设想一种完全分散化和非工业的“社区”社会。相反，一定程度的生产与生活活动的集中、必要的工业生产与交易、因而相互间必需的交通与沟通，都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而这意味着，现存的工业生产贸易与劳工合作，都应是在一种新型制度框架下的重建，而不会完全消除。甚至可以设想，即便人类社会最终真正决定完全退出工业文明与工业生产，那么，组织起来的劳工也一定是其中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而不是障碍。至少就现实而言，就像人类工业社会与经济技术系统的形成耗费了数个世纪一样，我们对它的摆脱或超越也一定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原始崇拜”和“技术迷恋”都不能解决我们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对“原始社会”或“地方社区”的过度崇拜，就像传统无政府主义对工人自治的无条件信任一样，以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的劳工团结和自治本身就能带来一个自由社会。总之，无政府工联主义所理解的未来社会大致是，“世界工人”不再为资本主义精英及其政治同盟生产，而是组织起来服务于人类社会——不仅创造沟通与交通网络，而且创造工业、服务和农业网络，来保证商品与服务的持续生产与分配。
三是在走向“生态无政府社会”的变革进程中，“劳工运动”和“生态运动”理应成为相互尊重与支持的伙伴或政治联盟。无论就面对的共同对手还是就追求的未来目标而言，二者都有着很大程度的相近性。一种消除了资本主义交换价值至上追求与资产阶级剥削的工人阶级掌握自身生产与生活的社会，也必将是一个以社区利益与需求满足为中心的、与周围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社会；而这样一种社会绝不可能是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及其全球化扩展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离开了“劳工运动”和“生态运动”的真诚尊重与合作，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革命将肯定会被推迟。基于对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及“阶级斗争”概念的理论批评和对现实中劳工运动与激进环境运动紧密结合事实的分析，杰夫·沙茨明确阐述了一种“绿色工联主义”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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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
来，“绿色工联主义清楚，劳工斗争与生态斗争密不可分”，而这种对历史激进运动比如劳工运动与生态运动间联系的认可意义重大。对于绿色工联主义来说，它既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把环境问题置于生产问题之外的生产主义假定，同时又认为生态关切不可能离开生产或经济问题而得到真正解决。也就是说，绿色工联主义强调的不是“被分离的世界”的不同政治代表：自然、文化或工人，而是它们在同一个现实世界中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格雷厄姆·珀切斯甚至强调，即使就单纯的政治斗争效果而言，工会团体的罢工也比生态运动团体的游说等“新政治抗议”更为有效。总之，在他们看来，创建一个绿色无政府社会的政治基础必须是“多样性中的统一”的广泛性社会运动
或“革命”，而这其中作为“工人的环境主义者”或作为“环境主义者的工人”及其阶级斗争概念理应拥有其相应的地位。
在“绿色工联主义”研究方面，近年来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丹·雅科波维奇（Dan Jakopovich）的两篇文章。第一篇题为《团结起来赢得胜利：劳工环境联盟》，发表于《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另一篇题为《绿色工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表于《综合/革新》2007年春季号（总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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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重点分析了在（反）全
球化背景下劳工运动与环境运动政治联合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环境主义者对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的关注、对生态可持续性与资源保护的关切，表明了其劳工运动天然盟友的地位，而劳工运动可以利用其动员手段与能力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尽管二者依然存在组织风格、行动战略和成员期望等方面的差异，“利益取向的”劳工运动与“价值取向的”环境运动应该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实现政治和解与政治联合，以反抗共同的敌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后者在回顾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以澳大利亚悉尼建筑工会致力于保护古典建筑和美国“地球第一”创始人朱迪·巴里（Judi Bari）组织的伐木工人与环境主义者联合行动为代表的“绿色禁止”（Green Ban）运动。在他看来，这些实例充分表明，“作为产品与服务生产者的人是物质上最有力量的”，“而这些来自工业部门的直接行动要比那些游说和象征性行动对于保护环境更有效”。因而，一个关键性问题是，环境主义者必须自觉认识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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