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卡罗尔·亚当斯（Carol Adams)的《生态女性主义与食肉：女性主义和动物保护》（Sacramento：Black Powder Press，2005）等。
[35]
在专题论文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由艾瑞尔·萨勒主持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对话”专栏(2009年6月后由利·布朗希尔接替)。它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的讨论。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和父权制的批判。比如，范达娜·诗娃在《地球民主：对死亡民主与屠杀经济的超越》一文中，从一种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阐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激烈批评，认为正在全球扩展的垄断性公司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和自杀性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正在离其最初宣扬的人民民主目标相距渐远，为此，只有用一种基于地球公民权利和关爱精神的“地球民主”取而代之；而克劳迪娅·冯·沃尔霍夫（Claudia von Werlhof）则在《批评资本主义却不批评父权制：为什么左翼难以提供一种替代性选择》一文中，反思批评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女性主义研究的去政治化倾向，认为只有同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特征和父权制特征的“生态女性主义”才能够提供一种资本主义的真正替代，而左翼政治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在于只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却把后者视为理所当然。
[36]
二是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全球向度。比如，特里萨·特
纳（Terisa Turner）和利·布朗希尔（Leigh Brownhill）从理论上阐述了一种“革命性的、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社会运动出现的巨大意义，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劳工运动的历史性产生”，其中革命性的工资和无工资劳动者、女性与男性并肩作战；而瓦胡·卡拉（Wahu
Kaara）则以其亲身经历描述了2009年底哥本哈根公众抗议行动中的生态女性主义参与及其政治影响。
[37]
三是生态女性主义与生态社会主
义的政治联合。在这方面，斯图尔特·罗斯沃恩（Stuart Rosewarne）在《社会主义生态学吸纳生态女性主义的必要性》一文中，从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的资本主义“第二矛盾”概念出发，论证了“社会主义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计划必须有意识地吸收“新社会运动”包括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并在实践中结成与异质性多样化的社会运动的政治联盟，特里萨·特纳和利·布朗希尔则在一篇回应性文章中明确把“生态女性主义”界定为一种“性别化、种族化的阶级斗争”，并因而认为无工资劳动者、家庭妇女、第三世界女性等具有不容忽视的革命代理人潜能，而乔尔·科威尔则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基础》一文中强调：“男性要想重建与自然的联系，而女性要想摆脱从属与他者的地位，就必须分别依赖于或吸纳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意味着，新一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必须与生态女性主义结成紧密的政治与战略同盟。” 4．社会生态学
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作为一个“红绿”生态政治理论与运动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默里·布克金个人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39]
[38]
，而他于2006年夏的辞世也使这一理论的未来走向呈现出一定
程度的不确定性。
默里·布克金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逐步创建了这一哲学政治理论。《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走向一种生态社会》和《自由生态学》等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
[40]
社会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
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植根于更为深层复杂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统治性的等级制政治与社会体制，而正是后者导致了现代社会对一种“增长或是死亡”哲学的无条件接受。
[41]
在它看来，一方面，除了那些纯粹
的自然灾难，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生态环境问题都有其经济、种族、文化和性别冲突的根源。布克金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人类必须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起源于人对人统治的现实。”另一方面，抗拒或替代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政治与社会体制，很难通过个体性行动比如伦理性的消费合作，而必须借助于基于激进民主理念的更加深刻的伦理思考和集体行动。
在哲学层面上，社会生态学更加强调人与自然间的复杂关系，并主张将对这种复杂关系的尊重作为社会建构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布克金明确主张，人类作为自然界长期演进的智力结果或体现，理应在自然界的未来上升性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主动性的角色。依此，他晚年强烈批评了深生态学、“新时代”复古主义等对自然生态价值的盲目推崇和对人类生存生活选择合法性及其理性能力的贬低。 值得指出的是，默里·布克金一生的学术思想主旨经历了一个从传统革命马克思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回归社会主义左翼的过程，集中体现为他中年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晚年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日益明确地把社会生态学概括为一种
自由进步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的新形态，或者称之为“自治市镇主义”（municipalism/communism）。不仅如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社会生态学”也已经从一种最初的政治哲学演变成为研究主题更广泛比如更加关注时代现实议题、更强调实现资本主义绿色变革的理念普及与技能储备的政治社会理论。对此，我们可以从作为社会生态学大本营、位于美国佛蒙特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的机构设置与研究重点调整上看出来。
[42]
2005年以来，“社会生态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布克金逝世前后对他著述的进一步编辑出版及其相关评述，二是布赖恩·托卡（Brian Tokar）等新一代社会生态学家的新著述。但总起来看，我们很难找到像安德鲁·赖特（Andrew Light）1998年主编出版的《布克金之后的社会生态学》那样的围绕社会生态学理论本身的全面争论性作品。
[43]
而且，无论从研究主题还是学术活动上，
佛蒙特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似乎都在强化着与位于挪威的选择性民主研究中心及其杂志《公社主义：理性社会国际学报》的联系。 前者除了于2004年和2005年再版的《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还包括由埃里克·艾格拉德（Eirik Eiglad）编辑的《自由城市：地方自治主义与左翼》、由萨姆·多尔戈夫(Sam Dolgoff)编辑的《无政府集体组织：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人自我管理》和由埃里克·艾格拉德编辑的《社会生态学和地方自治主义》。此外，《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刊发了一个“默里·布克金的遗产”的专栏。其中，布
[44]
相关推荐：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