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三立（1853年–1937年），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 （今修水）人，同光
体赣派代表人物，誉为中国最後一位传统诗人。
父亲陈宝箴是维新派人物，其子陈寅恪为歷史学家，陈衡恪为画家。
陈三立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维新四公子，但戊戌变法後，甚少插手政治，自谓「神州袖手人」（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
评价[：「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於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饮冰室诗话》，梁启超。
陈散原像，亦为徐悲鸿所绘，炭精笔，纸本，画於1928年1853年：出生
光绪8年：参加乡试，不以八股文而以散文体作答，初选遭弃，主考官陈宝琛发现，方选为举人
光绪12年：进士。官吏部主事，期间曾参加犟学会 光绪21年：弃官吏部主事一职，往湖南助其父推行新政
1898年：戊戌政变，以「招引奸邪」之罪革职。移居於江西南昌西山晴庐 光绪26年：移居南京，父亲去世
光绪29年：办家学，贊助柳诒徵办思益小学 光绪31年：与李有分等人办铁路公司，筹建南浔缐 光绪34年：与汤寿潜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 1903年：出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习 1911年：反对武昌起义、民军。移居上海
1911年－1915年：与其他留恋清朝的文人组织诗社 1923年－1925年：居杭州。
1924年4月：和泰戈尔见面（徐志摩为两人翻译），获赠一书 1926年底：居上海
1929年11月：回庐山，期间写下的诗集於《匡庐山居诗》 1930年：倡议重修《庐山志》
1932年：获邀出席「国难会议」，不去
1936年：和胡适获邀代表中国出席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笔会，但没成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绝食五日而死 部分作品
[http://culture.ChinaTXH.com]十一月十四夜发南昌月江舟行 露气如微虫，波势如卧牛。明月如茧素，裹我江上舟。 园居看微雪
初岁仍微雪，园亭意飒然。高枝噤鹊语，欹石活蜗涎。冻压千街静，愁明万像前。飘窗接梅蕊，零乱不成妍。
晓抵九江作
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临榻添雷吼，曙色孤篷漏日妍。咫尺琵琶亭畔客，起看啼鸦万峰颠。
陈三立（1858年—1937）字伯严，一字敬原，义宁州(今修水县）人。晚清维新
派名臣陈宝箴长子、与谭嗣同、 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
三立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平居之日，常与有进步思想之士大夫交游，谈学论世，慷慨激昂，希望“维新”“变法”。还参加了文廷式等组织的“强学会”。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定《马关条约》，三立闻讯，激愤异常，曾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微合肥人），以谢天下”。
光绪二十一年，其父宝箴任湖南巡抚，推行新政。当时，三立年富力强，才智奋发，往侍父侧，襄与擘划，在办时务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和罗致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新党”过程中效力较多。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但是，事与愿违，戊戌政变，被加上“招引奸邪”的罪名，与父亲一起被清廷革职。后随父返江西，居西山“崝庐”。光绪二十六年，三立移居南京。未几，宝箴忽以微疾卒。其暴死之日，正值八国联军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时，家国之痛，使三立更无心于仕途，乃于金陵青溪桥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与友人以诗文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光绪二十九年，他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治征创办思益小学，让出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学新兴课目。注重全面发展，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之先例。光绪三十一年初，与罢职官僚李有分等人共同创办铁路公司，筹建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线），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光绪三十四年，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由于人事关系的阻碍等原因，都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清朝一姓统治的“家天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满了，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政体，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与历代君主易姓的改朝换代不同。这对虽然是进士出身，但有杀亲之仇的三立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可他没有选择拥护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始终未能摆脱封建意识的束缚，仍然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打算，自认不可能“兼济”，只希望“独善”。于是“遗世观化”，一方面从老庄哲学和佛学中去寻找慰藉；另一方面幻想成为一个独步诗坛，“奥区绝境”的孤寂的“自在者”。当国民革命军在江浙的联军攻南京时，他挈家迁沪，并诬武昌起义为“作乱”，骂民军为“乱军”。从１９１１年至于１９１５年夏，在寓居上海期间，曾列名孔教会和张謇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又和沈曾植、梁鼎芬、朱祖谋等组织“超社”，“逸社”，通过诗作，或攻击革命，或倾吐对清王朝留恋之情。因此，受到柳弃疾、陈去病、叶楚伦等南社诗人的抨击。虽然，他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他对民国初年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名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
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５年，陈三立住在杭州。１９２４年４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等由北平前往上海欢迎，接着来到风光旖旎的杭州，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泰戈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不同国籍的老诗人，通过徐志摩的翻译，各道仰慕之情，互赠诗作。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分，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分，回赠他一部诗集。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１９２６年底，陈三立由杭州到上海寄寓三载。他的晚年，怀乡心切，对庐山尤为萦念。１９２９年１１月，由次子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终于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一说松林）别墅”，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他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这时，他年近八十遍览了山南山北风景名胜，写下许多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因此，蒋介石也就不便“勉强求见了”。然而他并非甘愿置身世外，仍希望生活能有益于社会。１９３０年，他倡议重修《庐山志》，委托吴宗慈专主其事。为了使这部志书更臻完善，他特约著名学者李四光、胡先引等撰写有关条目。编修过程中，还一一指示原则，主张志例应尊重科学，志文因时代不同，允许文体有别，做到“旧从其旧，新从其新”。
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见时局艰危，忧形于色。一夕，梦中惊呼：“杀日本人！”同年，国民党政府邀他参加“国难会议”，他不去。１９３３年其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１９３４年，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８５岁。为纪念陈三立，１９４５年江西省政府１７１３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１９４８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为诗，初学韩愈，后师山谷，好用僻字拗句，流于艰涩，自成“生奥衍”一派，为同光体（晚清诗坛的一个流派。属于这一派的诗人，不宗盛唐，而以仿宋为主）重要代表。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日：“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陈三立的著作，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１７卷出版。其子衡恪为著名画家，寅恪为著名史学家。
陈三立：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
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另一位则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的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
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84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
代表中国旧文学的陈三立是晚清民初的著名诗人，“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陈三立生于1853年，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说到陈三立，不能不先谈谈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陈宝箴，字右铭，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1871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当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见到圆明园火光，一时满腔悲愤，拍桌号啕，旁坐者为之动容。中日甲午之战，北洋海军全军覆灭，陈宝箴再次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陈宝箴先后任河北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职，但一直没有真正一展宏图的机会。
受到父亲影响，年轻时的陈三立就对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内忧外患有着清醒的认识。年少博才的陈三立才识通敏，“倜傥有大志”，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年），陈三立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其卷在初选时曾遭摒弃，后被主考官陈宝琛发现，大加赞赏，从落第卷中抽出选拔为举人。光绪十二年，陈三立赴京会试，中进士，授吏部主事。但当时吏部弄权，积重难返，已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陈三立虽有经世大志，但难有施展。1898年李鸿章赴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三立闻讯，激愤异常，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李鸿章，安微合肥人），以谢天下”。当然，深谙官场之道的张之洞并没有理会陈三立的吁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终于等来了独当一面、施展抱负的机会，被诏命为湖南巡抚。当时的清政府积贫积弱，甲午之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陈宝箴打算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创立富强根基，使国家有所凭恃。为了帮助父亲实行抱负，年富力强的陈三立放弃了吏部主事之职，随侍父亲到湖南上任。陈氏父子联手，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罗致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一时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有人把这时的湖南比做日本幕府时期的萨摩和长门。这其中，陈三立起到重要作用，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并称“维新四公子”，名动一时。
萨摩和长门的改革，促进了明治维新的成功。但陈氏父子希望“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之根基”的愿望并没有实现。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陈宝箴因保荐“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和刘光弟而被革职，“永不叙用”。陈三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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