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外开放

得，而拉丁美洲国家几乎一无所获。时至今日，按照结构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走进口替代发展道路的拉丁美洲国家（除了积极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不仅没有最终完成工业化的发展，反而出现了可怕的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阿根廷和巴西为例，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都曾经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之后，其经济增长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进口替代导致大规模的对外负债，而为了偿债又不得不通过大规模出口初级产品来平衡国际收支，这又倒过来进一步拖累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导致国民经济的逆工业化发展。不仅如此，伴随着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而来的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使得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根本无法得到平衡，最后，只得以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代价结束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由此可见，今天拉丁美洲国家被逐出世界分工与贸易体系，完全是因为在竞争优势根本就不存在的情况下，过早地放弃比较优势而造成的。 （三）不能及时地进行国际分工动态调整的风险

经济全球化的再一个风险就是当一国现有的比较优势即将趋于消失时，不能主动而又及时地调整自己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产生的风险。 在这方面，日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本国内充分就业而来的工资水平的显著上升（实际汇率升值），以及于1985年开始的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名义汇率升值），使得日本在传统制造业中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原本应当主动地通过国际贸易模式与竞争方式的调整，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是，事实情况是，日本并未作出这样的努力，而是简单地采取了对外投资的方法来替代以上所说的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并听凭国内因本币升值而过剩的货币不受限制地进入房地产与证券市场，由此，产生的后果首先是国内资产泡沫的迅速生成和海外资产的急剧膨胀，但是紧接着而来的便是经济衰退，这种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大量对外投资所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和与之伴随而来的资产泡沫的破灭所促成的。与此不同，美国则在1974年石油危机的冲击之下，主动地进行结构调整，通过制度与技术创新，借助于新经济革命而获得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了20世纪整个90年代的高速增长。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的重要结论是，一个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准确地把握自己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机会与地位，既不能像拉丁美洲国家那样过早地放弃比较优势去参与所谓的高科技竞争，但也不能像日本那样，过于迟缓地对日渐消失的比较优势作出应有的反应。审时度势地对本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竞争力作出准确的判断，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 四、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趋势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从而迫使每一个国家必须对其作出反应。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近趋势，我们

大致可以从金融面、基本面和政策面三个角度来加以讨论，这种讨论的必要性就在于为中国制定更加有效的开放战略提供事实根据和理论解释。 （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金融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加速，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国家的国外资产和负债都迅速地同步增加，这种现象在工业化国家尤为明显。在1900—2003年期间，与其实际产出相比，平均资产和负债约增加了两倍。⑤

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大致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它为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第二，是由IT产业革命带来的信息处理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第三，是世界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所造成的金融资产、特别是流动性的增加，这种流动性的增加会从两个方面促进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一方面，它会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导致金融资产的全球流动，另一方面，它又会因为基于分散风险的国际组合投资而促进金融资产的全球流动。

金融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最大的挑战是各国外部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为，当今世界对外开放的各个经济体日益分化成为经常项目的赤字国家和盈余国家两种类型。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巨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为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提供了国际借贷和融资的可能性，以致可以使得经济基本面较好的国家可以长期维持经常项目的逆差。但是，为什么说这又是一种挑战呢？因为，由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国际融资的便利，而且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冲击，比如，由过多的国际资本流入所带来的金融泡沫、由外国投资者突然撤资造成金融危机。此外，在今天这种管理纸币本位下，由于不存在金本位下的“价格—铸币”自动调节机制，所以，金融全球化还会对各国的宏观政策、特别是汇率与货币政策带来巨大的冲击。 （二）实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除了金融市场之外，全球化还深深地影响着商品和服务市场。我们把发生在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全球化定义为实际经济的全球化，假如这样的定义是可以成立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观察实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20％提高到了2003年的约55％⑥。造成世界经济全球化如此迅猛发展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如下：第一，是比金融自由化更要早得多的贸易自由化，这种贸易自由化是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开始有效运行的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展开的；第二，是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的大幅下降，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远洋运输业的革命使得贸易的运输成本急剧下降，从90年代开始的因特网革命又使得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急剧下降，从而使得贸易自由化和实际经济的全球化突飞猛进；第三，是地区性的贸易协定不断地增加也对贸易自由化和实际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起到

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在1960—1964年间，地区性贸易协定不超过10起，但是到了2000—2004年间，新签署的地区性贸易协定高达60起以上。⑦

除了上面提到的数量上的巨大变化之外，在当今实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还看到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大致可以描述如下：第一，产业内的贸易取代了以前极为盛行的产业间贸易而成为今天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方式；第二，伴随着广义的交易成本下降而来的是制成品生产的日益分散化，在制成品生产分散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为了进行要素套利而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的全球性网络化生产体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三，各国生产中本国投入品的比重日趋下降，中间品贸易因此而得到迅速的发展，伴随着中间品贸易而来的是各国贸易依存度的普遍提高，但是对一国净出口的影响却并不大，这意味着中间品贸易的发展带来的主要是贸易的溢出效应，而不是收入效应；第四，由于中间品生产包含更多的技术诀窍，从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结果就造成了当今国际分工与贸易中中间品贸易的价格刚性；第五，交易费用的降低与因特网所提供的便利，使得几乎所有开放经济的国家都出现了贸易品对非贸易品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当今世界的贸易依存度在总体上是倾向于提高的。⑧

（三）金融全球化与实际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尽管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的发展都非常惊人，并且还经常是互为因果的，但是，金融全球化与实际经济（也就是贸易）全球化在结构上却是很不对称的。

在历史上，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方向，都是从工业化核心国家流向落后外围国家的。但是，发生在最近的金融全球化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大量的资本流动是发生在各个工业化发达国家之间的，这意味着当今世界国内“储蓄—投资”的不平衡主要是在工业化发达国家间分配的。其中德国与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出国家，而美国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家。 与国际资本流动不同的是，贸易的地理格局却刚好出现了相反的变化。首先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中国等；其次是主要工业化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下降的趋势。

发生在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中的这种不对称的全球化趋势，不仅导致了国际收支赤字与盈余的国家的分野，而且也出现了国际分工中专事实际生产与金融运作的国家的分野。这种现象的产生究竟是国际分工深化的表现？还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信号？目前还不得而知。

金融与实际经济间的这种不对称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它带来的挑战还不止于此，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假如它们不能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那么就根本不能指望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入来获得经济增长。 五、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

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中究竟应当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才对自己更加有利呢？

既然经济全球化是可以增进全球福利的，而且对于发展中落后国家更加有利可图，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退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所以，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中最为基本的战略选择。

问题就在于，中国如何才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在此，我提出以下三大战略目标：

（一）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

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起，就正式开始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方面更是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这些努力主要包括：第一，大幅削减关税；第二，降低进口贸易的壁垒；第三，开放服务市场；第四，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进行法规制度的改革。 所有这些努力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回报，时至今日，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国突然之间从一个存在外汇缺口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从而给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面对这样的挑战，在坚持走贸易自由化道路的同时，中国亟须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改革。这是因为，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中国规模庞大的贸易顺差是不可能通过经常项目本身的调整来恢复平衡的：第一，内需不足决定了中国的出口具有内生性；第二，由中国劳动要素过剩和企业家资源短缺而造成的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注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会产生巨额顺差。

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国不是通过资本的国际流动来减少因为贸易顺差而引起的储备的增加，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以下这些选择：

第一，减少出口，这在内需严重不足、出口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情况下，一定会引起经济增长的减速和就业的危机；

第二，挤出外资，这在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资源非常匮乏的情况下，必定会导致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或者经济增长的衰退；

第三，汇率升值，这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实际汇率可以贬值的情况下，对于平衡国际收支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更何况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来之于加工贸易，而升值对于减少由加工贸易所造成的顺差几乎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只要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不为负，当升值在提高加工贸易出口品价格的同时也在降低加工贸易进口品的价格，所以顺差总是不可避免的。

由上可见，在中国仍然关闭资本项目的情况下，由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会不断地激化，而且还将找不到低成本的调整方法。相反，中国若是对外开放资本项目，那么就可以使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更大的循环体系而获得发展的动力与进行结构调整的空间。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