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三、农民工意外地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

按照一般的社会分层理论，人们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地位，决定着人们的社会态度。这也是一些学者把农民工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的调查却发现，农民工并没有因其经济地位而表现出更加突出的社会不满情绪，反而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

在社会安全感方面，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我们在调查中把社会安全感分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劳动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隐私安全七个方面，农民工的评价较高，7项社会安全感均明显高于城市工人，其中只有在\劳动安全\感方面，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差异较小（见表7）。

在社会公平感方面，农民工的总体社会公平感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见表8）。

在14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公平感评价中，农民工的公平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的有11个领域，包括政治权利、财政税收政策、就业机会、收入分配、教育、地区/行业待遇等领域，只有在司法执法、社会保障、城乡待遇3个领域，农民工的公平感低于城市工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就业、收入分配、发展有关的社会领域——如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的分配、不同地区/行业间的待遇——农民工的公平感更是大大高于城市工人，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而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领域恰恰是农民工受到社会歧视之所在。

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很满意+比较满意）方面，农民工总体上也同样一般高于城市工人。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实现社会公正、依法办事等6个方面，满意度明显高于城市工人（见表9）。

特别令人意外的是，收入较低，通常被人们认为在城市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民工，在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感知方面，不如城市工人强烈，回答\有严重冲突\和\有较大冲突\的比例仅为城市工人的一半；认为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绝对会激化\和\可能会激化\的比例也比城市工人低16个百分点。当然，对这一问题\说不清\的农民工比例也大大高于城市工人（见表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