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朱熹和陆九渊的一个共同的朋友吕祖谦，邀请两人和两派的人在江西的一个名胜鹅湖寺相会，讨论两人思想的异同。讨论集中在道学所谓“为学之方”的问题上。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修养方法的问题，也牵涉到本体论的问题。
陆九渊的哥哥陆九龄提出了一首诗，说：“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屋，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这首诗的立场和观点完全是心学一派的。朱熹看了说，陆九龄“早已上子静舡了也”。
陆九渊却认为这首诗的第二句还欠妥，因为他认为“此心”是天赋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有，并不是“古圣相传”，他和了一首诗，说：“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第五、六句，陆九渊明确地说，他自己的方法是“易简功夫终久大”，朱熹的方法是“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听了这两句诗，为之失色，大不高兴，会议不欢而散。(见《年谱》，《语录》，《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六、三十四)
又过了几年，朱熹在江西做地方官，修复了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陆九渊适来访，朱熹很欢迎他，和他一起坐船游览，并说：“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朱熹随后请他在白鹿洞书院作了一次讲演，他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一章，
他说：“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秘书先生起废以新斯堂，其意笃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愿与诸君勉之，以毋负其志。”(《陆象山全集》卷二十三)
这场讲演很成功，听讲的人都很感动，有的甚至落泪。朱熹也很受感动，把陆九渊的讲稿刻石，并且作了一个跋。跋中说：这篇《讲义》“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同上)据陆九渊说，朱熹听了讲演再三说：
“某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语录》上，《陆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义利之辩是儒家的一个老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是《论语》中的两句老话，讲解的人不知已有多少，这都成为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了。为什么陆九渊这次讲演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呢？这是因为他所讲的虽然是一个老题目，但其中有新意思。
这个新意思就是说判断“君子”、“小人”的标准不在于他们的行为，而在于他们的“志”。同一事情，有不同的意义。事情是一样的，但人们为什么这样做，各人的“志”并不相同，也就是说同一样的事，对各人的意义不同。不同的意义构成了各人不同的精神境界。陆九渊联系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实际，说明这个问题。他指出在科举考试中，应试的人成千上万，但个人的“志”不同。有些人应考是从个人“身”上打算，希望得到一个功名，将来升官发财。这就是“喻于利”，这就是“小人”。有些人希望得到一个功名，可以参加政权，“治国安民”。这就是“喻于义”，这就是“君子”。
这样的了解可以联系到上章所讲的“穷人理”和“穷物理”的问题。对于这两种事，不能就事论事，要看从事于这些事的人的“志”如何。如果“志”对了，“穷物理”就是“穷人理”，所以“穷物理”不必就是“支离”。如果“志”不对，虽号称“穷人理”，也与“穷人理”无关。上章所说的那个“弯”开始转了，但还不能说是完全转过来，因为陆九渊还没
有明确地这样说，但已经开始转了。这就是陆九渊的那次讲演所有的新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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