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官便有衙。随着直隶总督的定制,总督衙署也应时而建。直隶总督署的前身可上溯至元代,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顺天路(后改保定路)总管府治中周孟勘修建了“宣化堂”,这便是直隶总督署的最早前身。
明太祖朱元璋统一北方后,改保定路为保定府,知府衙署设在元朝的宣化堂。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定都燕京,保定近靠京师,地理位臵日渐重要,遂将大宁都司署移至保定,保定府署改为大宁都司署,府衙则在原址以东约三十步另行修建。
入清以后,继续臵大宁都司,衙署也依旧。康熙八年(1669年),大宁都司奉旨裁撤。同时直隶巡抚自正定移驻保定,于是将城西北角的原参将署衙改为巡抚署,大宁都司署则改成参将署。
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将直隶巡抚改为直隶总督。原巡抚署也升格为总督署。
因总督署在城西北角,“湫隘痹陋,观瞻不肃”,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特谕奉使易州的钦天监(清廷掌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历法机构)监正明图和户部主事管志宁道经保定为总督署相度选址,遂选定参将署作为总督署的新址。得到清帝批准后,由怡贤亲王传谕署理总督杨鲲“庀材鸠工,并发工帑”,进行了一次较大的增建。
雍正八年(1730年),直隶总督署由西大街迁此,移参将署至西大街。自后,直到清朝灭亡,始终为直隶省的军政枢纽机关。
而最为奇特的是,每年11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这些古树会被数百只猫头鹰所盘踞,构成一幅衙署奇观---“古柏群鹰”图。这幅景观给森严肃穆的古衙增加了一种神秘的色彩,关于它的由来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并与直隶总督方观承有关
。方观承是乾隆年间一位著名且具有传奇色彩的直隶总督,他出身于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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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第,少年时期又因家庭受到“文字狱”的牵连而贫困潦倒,中年得志后迅速升迁,“如日中天”。因为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对百姓的生活有了更深的体会,所以他担任直隶总督后非常关心民事,勤于政务。十分注重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积极推广经济作物棉花和高产作物甘薯的种植,解决直隶老百姓缺吃少穿的问题,直隶省的经济因此得到迅速发展,老百姓拍手称道。 可是有一年,保定周围发生了鼠灾,闹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身为总督的方观承心急如焚,日夜考虑如何消除鼠灾。一天夜里,他正在总督署内和师爷商量办法,突然一只受伤的猫头鹰跌落在方观承面前。看着痛苦中的猫头鹰,方观承忽然想起自己小时侯自己在东北见过猫头鹰捉老鼠的事来,瞬间想到如果利用猫头鹰来治鼠不就解决鼠害了吗!于是他命人小心照顾受伤的猫头鹰,并亲自给它换药。经过精心喂养猫头鹰的伤很快便痊愈了。看着精神饱满在笼中欢跳的猫头鹰,方观承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可谁知由于仆人管理不善,一天早上猫头鹰竟窜出笼子飞向高空无影无踪了。就在方观承苦闷之时,谁知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几声猫头鹰的叫声惊醒了方观承。只见数十只猫头鹰飞到总督署院内,盘旋着落到了古树上。自此,这些猫头鹰便昼伏夜出,没过多久很快便消除了保定的鼠灾。从那年开始,每逢冬季,猫头鹰都会成群结队地飞到总督署,寒来暑往,形成奇观。这大概就是猫头鹰为了感谢方观承的救命之恩吧。
实际上据有关生物专家的研究证明,这些来自东北大兴安岭的猫头鹰,只不过是到此来越冬的,为何选择栖息总督署呢?一是猫头鹰喜欢在高大茂密的乔木上栖息,总督署枝繁叶茂的柏树和国槐为它们提供了休息的场所;二是总督署地处古城中心,周围高楼林立,人口稠密,这里形成了一个低洼暖岛地带,久而久之这里成了候鸟猫头鹰越冬的首选之地。当然,这个传说之所以流传至今,大概是因为人们还在怀念这位100多年前的直隶总督方观承吧!
在古树的掩映下,甬道的正中矗立着一座四柱三间的牌坊,--“公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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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因牌坊南面刻有“公生明”三字而得名。“公生明”即取“公生明,偏生暗”之意,牌坊北面刻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16个大字。意思是:为官者的俸禄取自于民膏民脂,一定要奉公守法,为民做事。否则,即使老百姓好欺负,老天爷也是不会饶恕的。因为这座牌坊立在甬道之上,正对总督署大堂,对为官者起到了一定警戒作用,也是一种官场箴规。
官场箴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皇帝对州县官员例有赐诫,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国王孟昶也一脉相承并亲自撰写“戒谕辞”整饬吏治。宋灭蜀后,宋太祖赵匡胤从戒谕辞中摘录四句,也就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以易虐,上天难欺”16字作为戒右铭,命令郡县刻石立在公堂前,宋太宗则进一步强调各郡县堂前必须立此戒石,故而又称“戒石铭”;南宋高宗又亲自向州县颁布黄庭坚所写的御制戒石铭。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后,命令将“戒石铭”立于大堂甬道间,并专门做亭子对戒石加以保护,但因避讳“明”字,故将“公生明”三字改为“戒石”二字。“戒石铭”同样被清政府所沿用,但因碑石立在甬道间,出入诸多不便,便改做牌坊的形式,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公生明”牌坊这个样子。
当然,自宋以来的这种立戒石的制度是不是真正发挥了官场箴规的作用了呢?据记载,宋太宗颁布了戒石铭以后,官员们贪婪如故,而且曾经有人对当时的官场进行了形象描述:“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看,上天难欺,且待临时。”可以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在牌坊的东西两侧有18间科房。东侧为吏、户、礼科房,西侧为兵、刑、工科房,它们是总督署内办公人员的办公处所。清代在朝中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是总督署对应朝中六部而设立的办公机构,处理一些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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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
吏科掌管官吏的任免、考绩、升降等;户科掌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礼科掌典礼、科举、学校;兵科掌军政;刑科掌刑法、狱讼等;工科掌工程、造田、屯田、水利等等。
在科房里的办公人员称书吏,书吏是未经吏部、兵部两部铨选而在衙门供职的具体办事人员。书吏与官员一样,各级衙署都有定额。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代各省督抚衙门内的书吏定额并不相同,最多的是闽浙总督署,有59人,最少的是台湾巡抚衙门,有12人,直隶总督署有32人。
书吏的俸银是“按季给银米”,其等级因从事工作的繁简而分为繁缺供事书吏和简缺供事书吏。有的衙门有总书和分书等各目,总书地位稍高,分书属于一般性的书办。
书吏实行招募制,每五年为一期,役满后必须退役回籍,更换新人,以防止“积久必生”。同时总督在每年年终都要对书吏的差办事务进行考核,发现有违法乱纪、欺官害民行为的要依法治罪。虽然有人数和服役期限的限制以及各种形式的考核,在实施过程中,仍有人以“改换名姓”等办法逃避限制,甚至子孙世业。这些“刀笔吏”的肆意妄为、擅权专权大大加剧了吏治的败坏。 在东科房南侧还有五间架阁库,因屋内摆放盛放卷宗的木格架而得名,是存放署内各类文件档案的地方。同时,在西科房的南侧还有五间承发司房,是署内收转外地来文、下发署内文告等有关事宜的办事机构。
在甬道北侧矗立的是总督署内的权威性建筑——大堂,堂前有抱厦、月台、显得气派、威严,是总督举行重大政务活动和隆重贺典的地方。迎接圣旨、拜发奏折和每年秋审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直隶总督拜折场面非常隆重,清政府规定总督有上奏密折的权力,发折前必先拜折,拜折仪式便在月台上进行。梆声响过三遍之后,总督走出大堂,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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