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诰其父赠君及母太宜人”1，父子双双诰封奉直大夫2。按照当时刘承范的功绩，其序迁应获擢升，然限于资历出身，刘承范仅平调至韶州。据（同治）《韶州府志》记载，万历十七年（1589）刘承范迁韶州同知，任内条议香山澳事宜，洞中机要，上官重之。任满遇家难，遂解组归里，不复出，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家乡监利县迁建凌云宫，“建真武殿三楹，山门一区，又其后建飞阁三层，旁列斋舍庖幅”3，晚年主修《刘氏族谱》。据刘承范《利玛传》称，“西僧履历行藏，皆余所目击者，真生平奇遇也。故传之以誌岁月，后见所著，有《天学初函》诸书行于世。”则知刘承范逝世应在《天学初函》刊行本出来以后，查《天学初函》刊刻于崇祯二年（1629）4，则知刘承范逝世应在崇祯二年之后，其享年当为七十六岁以上。这就是我们从上述资料中所获得的刘承范生平事迹主要资料。
刘承范在刘氏家族中虽不是官宦最显者，但由于他亲自主持了《刘氏族谱》的纂修，正如族谱《刘承范传》所言：“吾家世，亦不可为不远，而谱帙散佚，族无所纪，恐后不相属，与外人无异矣。吾欲修谱，汝其助吾”。但该谱在刘承范手上最终没有完成，“无何公得疾，左臂不能举，谱成十九，而竟辍矣”5。刘承范当时即让其族孙刘光孝帮助他完成族谱，据刘光孝称：“光孝何能任此？特以奉政公之遗编纂而辑之，斯不负当时呼而命之之意耳。遂捡遗稿，一一次序，间有损益，原无者补之，时变者通之，亦不过仰体德意。6”可知刘承范的继承者刘光孝基本上是按照刘承范的遗愿，将其族谱“遗稿”整理修缮完毕。由于现存民国版族谱之序卷部分乃完全抄录道光版，而道光版之序卷部分又多来自刘承范之“遗稿”，因此在民国版族谱中留下了很深的刘承范影响的痕迹。族谱中不仅为刘承范撰写了一篇传记，且长达1200余字，还保留了刘承范《送别驾春去吕老先生归序》、《倚云亭记》、《贺抚院华峰许诞序》及《利玛传》等文和与刘承范有关的《徐学宪号风竹赠奉政公诗》、《陈太守号海楼与奉政公同守韶者，奉政归，遣使来问，寄以诗》、《奉政遣使往问寄诗，两使一往一来，皆同是时，但路相左，复和以答之》等三诗，在整个族谱艺文部分，所保存刘承范诗文的份量是最重的。这亦可反映刘承范对《刘氏族谱》旧谱的编纂影响之大。
刘承范的诗文除了族谱中保存者外，我们尚在《英德县志》中发现刘承范七律诗一首：
夜静千山入翠微，偶从青雀扣仙扉。风前石髓华堪折，空里云车势欲飞。 玉练中悬光隐现，青狮旁立影依稀。诸天合在藤萝外，礼罢何妨戴月归。7
如再加上其《答陈海楼诗》，再加上《利玛传》中《咏肇庆白塔诗》和族谱《刘承范传》中的《赠光孝诗》，现存刘承范诗为四首，亦可见承范之诗才。
三、刘承范《利玛传》内容之史实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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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刘后清主修：《刘氏族谱》，序卷2，《章华刘氏<恩纶录>后序》，第115页。
（民国）刘后清主修：《刘氏族谱》，序卷2，《奉政公刘承范传》，第189页。传称“两院交荐考绩，复诰赠。两承天宠，真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称李之藻“1629年卒，《天学初函》者，其卒前一
奇遇也。即诰封公之受赠，亦以此。”这次朝廷诰封，不仅刘承范封为奉直大夫，其父刘昪亦封奉直大夫。 3
（民国）刘后清主修：《刘氏族谱》，序卷2，《新迁凌云宫记》，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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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刻”。据《徐光启集》卷7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因病再申前请以完大典疏》第362页载：“今秋纔欲续成，而寺臣李之藻物故。”则知李之藻于崇祯三年（1630）秋天去世，而非1629年。但《天学初函》则应是崇祯二年完成。 5
（民国）刘后清主修：《刘氏族谱》，序卷2，《奉政公刘承范传》，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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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刘后清主修：《刘氏族谱》，序卷1，《刘氏族谱后叙》，第38页 （清）黄培爃：（道光）《英德县志》，卷4，《山川》，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刘承范《利玛传》是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见而所记录的一份有关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早期在肇庆、韶关活动的传记。其中，很多内容与西文史料完全吻合，有些则与西文史料互为正补，有些则与西文史料完全不同，亦均可对利玛窦之史迹增订考补，弥足珍贵。下面拟将其史文与利玛窦在肇韶活动之史实勘同：
利玛传：利玛窦者，西域高僧也，別号西泰。与其弟僧天佑重九译而至粤之端州，寓古刹中，采石陶砖建巨塔焉，其色尚白，颜曰“银海世界”。
按：族谱所载原文篇名为《利玛传》，而正文开始即为“利玛窦者”，为何篇名为“利玛”，正文则称“利玛窦”？是族谱编纂者的疏忽，还是当时利玛窦就有省称“利玛”的习惯？关于利玛窦的最早名称，各种文献记录是有差异的，如《昭代纪略》：“利姓，马窦名，本姓利著，今去著。”1可知利玛窦最初是姓“利著”，后方去“著”而姓“利”2。这条记录告诉我们，利玛窦早期的名姓并没有规范化，什么时候开始规范化，中西文献并无交代。故利玛窦早期的名字亦有可能省称为“利玛”。
上文载利玛窦“与其弟僧天佑重九译而至粤之端州”，此“天佑”为谁？“天佑”之名，又见于《梅花渡异林》：“大西洋国二人来，一曰利玛窦，一曰郭天祐”3。很明显，《梅花渡异林》所载当来自《利玛传》，但他增加了“天祐”之姓为“郭”。郭天祐者，郭居静也。如果此处“天祐”作“郭居静”解，则与西文资料差距太远。据西文资料，郭居静于1594年来华，而且从未去过肇庆4，与史实不合。那此“天祐”应为谁呢？余疑为麦安东。麦安东，1585年来华，1589年抵达肇庆，1589年8月与利玛窦同时迁往韶州，1591年10月17日在韶州逝世5。而《利玛传》记录，刘承范是万历十七年（1589）初见到的利玛窦和天祐，万历十九年（1591）七月，利玛窦和天祐还给刘承范送行，这个“天祐”的时间正好与麦安东的时间完全相合，所以余以为《利玛传》中的“天祐”非麦安东莫属。这就告示我们，麦安东很可能最初的名字就叫天祐。麦安东去世后，郭居静后来到韶州，为了不惊动当地政府，故郭居静最初仍沿用麦安东之“天祐”名，而称“郭天佑”，以遮人耳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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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朱怀吴《昭代纪略》，卷5，《利玛窦》，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第67页。 参见金国平：《利玛窦本姓“利著”》，载《澳門日報·新園地》，2012年7月17日。 3
（明）支允堅《梅花渡异林》，卷4《時事漫記》，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崇祯刻本，第23页。 4
（法）费赖之（LouisPfister）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57-61页。 5
（法）费赖之（LouisPfister）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47-48页。
传文称，“寓古刹中，采石陶砖建巨塔焉，其色尚白，颜曰‘银海世界’”，这一段记录告诉我们，利玛窦在古刹中修建了一白色的巨塔，传文后还载“即彼当年有建塔之费，本院当倍偿之”，可知刘承范确实认为利玛窦修了一个白色巨塔。毫无疑问，白色巨塔当即利玛窦居所旁的崇禧塔。据（宣统）《高要县志》记载：“崇禧塔在城东小市顶，万历十年副使王泮建”1。又据王泮《新建崇禧塔记》称：“（崇禧塔）始壬午（1582）九月迄乙酉（1585）四月告成。”2罗明坚中文诗《题塔：用王爷登塔志喜韵》：
役采星岩白石羊，构成宝塔现金光。挚天柱国三才正，巩固皇图万寿长。 檐绕云霞霄汉近，顶闯月窟桂花香。日移影射端溪水，惊动腾蛟海表翔。3
中文文献均称崇禧塔为王泮所建，就连罗明坚的诗也不提西教士建崇禧塔。为什么《利玛传》称崇禧塔为利玛窦建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崇禧塔于1582年秋天动工，而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肇庆时，崇禧塔刚筑好底层。当时的肇庆知府王泮就在崇禧塔下召见罗明坚和利玛窦，并在建塔的工地上画出一块地，给传教士们建房，罗明坚遂筹集钱财动土兴工，在崇禧塔旁边修建仙花寺，这时崇禧塔尚未建塔身。1585年农历四月崇禧塔竣工，而后来被命名为仙花寺的传教士的寓所兼教堂也同时建成4。正因为仙花寺与崇禧塔在一个地方同时建筑，故很容易给外人造成误会，于是“番鬼建塔”的传说就不胫而走。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载：
最能煽动他们的莫过于散播谣言，他们的传说中很有效的一个是：那座花费了那么多钱和那么多劳力修建起来的塔，是应外国教士之请而建筑的。这可能起源于该塔完成时神父们也正在盖他们的教堂。这一谣言起了这样的作用，乃至百姓们把它叫做番塔，而不叫它原来所取的名字花塔。……随后不久，长官就颁布一道有关神父事件的布告，他命令把布告张贴在他们所居住的城里。告示的主要内容如下：教堂是用外国教士的资金和劳力修建的，但塔却是肇庆官府用公家的钱修筑的，藉以保障该省的繁荣兴旺。外国人对它的建造毫无贡献。5
裴化行著《利玛窦神父传》则称：
与寓所同时竣工的花塔，因而得名于“洋人塔”，这使得秀才帮大不高兴。6
《利玛窦资料》第一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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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马呈图：（宣统）《高要县志》，卷7，《营建篇》2，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281页。 （清）马呈图：（宣统）《高要县志》，卷23，《金石篇》2，第1307页。 3
Albert Chan, S.J., “Michele Ruggieri, S.J.(1543-1607) and His Chinese Poems”，in Monumenta Serica 41,1993, p.134 4
（意）德礼贤《利玛窦资料集》，第1卷，第188-190页。转引自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南京大
学出版社，2011年，第19-23页。 5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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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95页
崇禧塔还有一个别名“番塔”，利玛窦译为“Torre forastiera（外国塔）”。由于崇禧塔与仙花寺毗邻而立且同时建造，肇庆乃至广东地区传言该塔依赖外国人的资助，人们将它视为外国塔，习惯将外国人称为“番鬼”的广东人便名之以“番塔”。崇禧塔建成四年后，“番塔”的名声愈传愈广，1588年下半年广州耆老再次指控外国传教士，其中提到“为了进入肇庆，花钱建造一塔”，肇庆官府再次澄清误会。1
这就是说，在崇禧塔竣工以后，肇庆当地已经流传外国人修建巨塔的说法。刘承范刚到肇庆，并不了解崇禧塔的兴建及其经过，很可能是听当地人的传闻而得出利玛窦“采石陶砖建巨塔”的结论。虽然刘承范所言不为事实，但他听信的误传却是当时肇庆的历史事实。
歲己丑，予與浙東陳海樓公同守韶陽。以職事赴端，謁制府劉公，維舟塔下。議翌日取道三水，查盤連陽諸州，因有遊七星岩之約。是夕宿舟中，步王龜齡韻，口占云：“白塔何僧舍，清燈此夜舟。遙從三水去，少為七星留。”詰旦，利僧登舟獻茶，詢之，知為歐羅巴國人也。其貌則突顙深目，蒼顏紫髯，覺有異焉者。其茶則清香滿室，啜之兩腋風生也。見予案頭詩，因以請，遂命吏錄以遺之。
按：岁己丑，即万历十七年（1589），当时正是刘承范从普安知州迁任韶州同知之年。陈海楼公即陈奇谋，万历十六年（1588）任韶州知府2，故称“同守韶阳”。制府刘公，即两广总督刘继文，号节斋，江南灵璧人，万历十六至万历十九年任两广总督3。值得注意的是，刘承范在这里已经提到利玛窦为“欧罗巴”国人，这应是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提到的“欧罗巴”一词。虽然1584年在肇庆刊刻的《山海舆地图》中利玛窦在序言已介绍了欧罗巴，但目前海内外已无肇庆刊印的《山海舆地图》存世4，故知刘承承范此处对“欧罗巴”一词的记录应是文献中的第一次出现。故利玛窦到南昌见章潢时，章潢还将“欧罗巴”译为“胡洛巴”5。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欧罗巴国人”是利利玛窦的自称，利玛窦在这里称自己为欧罗巴国人而不称“天竺僧”“西竺僧”“西域僧”“西僧”，这说明什么？是否可以说明在1589年时利玛窦已经开始改变用“僧人”自称的传统办法？这也可以证明，宋黎明先生提出的利玛窦欲改变“澳门和日本的耶稣会士均以‘僧’的身份出现”的念头早在1594年之前的几年即已萌生。6 关于刘承范咏肇庆白塔诗及利玛窦在肇庆主动登舟拜访刘承范并索诗事，不见于其他中文文献，《利玛窦日记》也未曾提及此事。这是刘承范第一次与利玛窦的交往，可补中西文献记录之缺。其中保存刘承范《咏白塔诗》一首，可增补《刘氏族谱》之艺文。传文中关于利玛窦形象的描写，“其貌則突顙深目，蒼顏紫髯，覺有異焉者”，亦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利玛窦外貌的记录，《梅花渡异林》记录利玛窦和郭天佑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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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德礼贤：《利玛窦资料》，第1卷，第203页、253页、238-239页。转引自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第27-28页。 2
（清）额哲克：（同治）《韶州府志》卷4《职官志》，第71页 3
《明神宗实录》，卷201，万历十六年七月己巳；卷233，万历十九年三月甲丑。 4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第1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5
（明）章潢：《图书编》，卷16，《昊天渾元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4页。 6
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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