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都是试图借助生物学上有关生态学的一些观点来分析人地关系的特点，彼此之间的论点大体相同。
（五） 环境感知论
环境感知（environmental perception）是文化地理学借心理学新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人地关系的。他们认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中的各种可能性进行选择时不是任意的、随机的和毫无规律的，而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寻的。它是受一种思想意识的支配，这种思想意识就是环境感知。每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由于受其环境及文化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必然形成一种印象。这种由环境影响而产生的印象，就称之为环境感知，它为该环境中共同文化集团内所有成员所共有。人们一旦形成某种环境感知以后，他对现实环境的认识和理解，就必然受已存在的环境感知的影响，就不可能十分准确地理解客观现实环境。这样，人群对该环境做出的反应和决策必然是以不全面的理解为依据。要了解某一文化集团在该环境中为何会产生这种不全面的误差，就必须从文化集团所产生的环境感知入手。
对环境感知方面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对自然灾害的感知问题。例如对待水旱灾害，不同的文化集团对相同的自然灾害往往有不同反应。例如，许多宗教把自然灾害当作神对居民的惩罚，因此，信徒们往往采用抚慰神的办法，祈求消除灾害。所以，在自然灾害比较频繁的地方，往往也是祭祖这类神灵活动最盛的地区，是这类环境感知最浓厚的地方。
环境感知现象在移民身上反映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原住在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农民，有的后来迁到西部干旱地区，往往以其在东部湿润气候条件下形成的感知来安排其生产活动，于是对干旱气候估计不足而遭到很大损失。这种现象，往往要在多次受到灾害气候打击后才慢慢纠正其头脑中原已存在的不符合当地情况的环境感知。
由于人对环境的感知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它一方面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又影响着人对环境的认识和利用，所以，环境感知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六） 文化决定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和影响与以前相比，可以说是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为了克服自然条件的不足，设计和建设了一些伟大的工程。例如，在一些河流上，建造了巨大的水坝，把河水储存起来，形成了大面积的水库。水库中储存大量的水，不仅可发电，还可以防洪、灌溉、改善航运、供水，这些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改善环境。加上一些地方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改善小气候，防止沙漠化，有显著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认为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类不仅可以利用自然，而且可以按照人类愿望
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于是，在人地关系中出现一种人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因为在这种人地关系中，人是通过文化在起作用，故称之为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 （七） 和谐论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世界各国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农业发展也导致一些地方出现荒漠化、水土流失、农业污染等环境问题。虽然环境问题已引起各国重视，花很大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解决些问题，使环境问题有所缓和，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导致的温室效应的加重。为此，一些地理学家提出人地关系应当“和谐”的思想。在1980年，国际地理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如何去和谐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因此，人们把这种思想称为人地关系中的和谐论（harmony）。
和谐论认为，人地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类应顺应自然规律，充分合理地利用地理环境；另一方面要对已经破坏的不协调的人地关系进行优化调控。人文地理学和谐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认为协调的目标是一个由多元指标构成的综合性战略目标，应包括生态、社会、环境等多元指标构成的一个综合性发展战略目标；（2）要保持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3）合理利用资源，维护资源的永续利用，寻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对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使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保持和谐共生；（4）整治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人地关系和谐论的内容很丰富，归结起来就是要支配自然，首先要服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共生和谐关系。现代人地关系和谐论较早先的人地关系论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从上述的各种关于人地关系的理论与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深入研究和探讨。为了更深人、更正确认识此问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人虽然是一种动物，但人更是一种社会动物，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组建成一种社会，并在不断完善这个社会。因此，将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全部套用到人类身上是错误的，将生物对环境的适应关系加以修正，类比于人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则亦有过于简单化之嫌。
第二，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的规模和程度都与现在有很大不同，因此人地关系在不同时期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在分析人地关系时，就要注意其时代的不同。
第三，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我们除注意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外，还应联系到社会、
文化环境。因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而产生作用。因此，对人地关系的分析应从具体的文化分析来寻求其间的联系。
第四，人类与地理关系也如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是一种复杂的人地系统，彼此是既对立又统一，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今天，我们认识到人地关系中的不利部分的影响，注意到其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的恶果，提出的和谐论是反映了一种愿望与追求。重要的是对这种关系认识以及正确认识之后，在主观认识与客观行动方面要保持统一。
三、其他学科对人地关系的探讨
对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吸引了各个不同学科学者的参与，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人地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于我们更深刻了解人地关系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向，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越来越客观真实，在指导实践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下面介绍20世纪有关学者关于人地关系的论述。 （一） 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学说
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批判地继承了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以文化为单位研究历史的创见，提出对“文明”的研究。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0多种自成体系的伟大的文明。在他所写的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历史研究》中，他对文明的起源提出的原则有：“挑战和应战”，“逆境美德”和“中庸之道”。[8] 汤因比在对多种文明的起源情况进行分析后，提出的第一个原则是“挑战和应战”。他以埃及的文明为例。当冰河时期结束时，北非地区的气候发生变化，原来的草原逐渐变成干旱的沙漠。原来在该地从事狩猎活动的居民在生活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后，只有三条出路。一条是追随习惯的气候环境，随着其猎物迁移向北或向南迁移。其次是靠他们所能猎获的耐旱生物勉强过活。还有一条是留在当地，通过驯化动物和从事农业生产把他们自己从面目全非的环境中解救出来。
可是，当时的尼罗河谷地区还是一片森林沼泽，是人迹罕至的荒野。那里有蚊虫、鸟类、河马和鳄鱼等动物，水里是淤泥，水边是无边际的水草，这种环境对于习惯狩猎的人来说是个难题。环境向他们提出挑战，这些人奋起应战，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终于使尼罗河谷成为农业粮仓，创造了埃及文明。如果没有当时对环境的应战也就不会有埃及古国的文明。 “逆境美德”是汤因比提出的第二个原则。他认为文明的起源并不建立在生活环境条件特别好的基础上，而是正好相反，所以汤因比把此原则归纳为“逆境美德”。在《历史研究》 [8] 汤因比.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中，他把环境挑战的逆境分成五类：困难地方的刺激、新地方的刺激、打击的刺激、压力的刺激和遭遇不幸的刺激。汤因比在这五种刺激中列举许多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上的逆境，不仅没有给面临其境的人们带来不利，反而促使其在应战中取得成功。
从上述两个原则引申开来，既然挑战带来应战，而应战中，逆境是美德，那么是否能说，挑战越大，逆境越强，应战也就越大，其成果也就越多，文明也就越发展呢？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人类能承受的挑战有限度的，超过其限度，其效果反而走向反面。汤因比注意到这点，所以提出第三个原则，即“中庸之道”。例如，他在分析斯堪的纳维亚的文明向冰岛传播的过程中指出，在接受海外远航和地理环境挑战的应战中虽然取得成就，但是，在面对格陵兰严酷环境的挑战中则遭到失败。
汤因比所研究的文明兴衰，实际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就及其兴衰，这都是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不仅有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包括人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同时，他将客体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主体的人结合起来，并从其相互关系和彼此相互影响的力度来分析其挑战，这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马克斯·韦伯的宗教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韦伯（M．Weber）是德国的社会学家。他所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于1904~1905年以论文形式发表，1920年收入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该书论述了新教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作用，实际上是说明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欧洲，与资本主义出现的同时，又爆发了一场宗教革命。在宗教革命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改革派，与旧的天主教相对立，称为新教。加尔文派是其中之一。韦伯研究发现，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多是新教占优势地区，以其财富而遐迩闻名的人物亦是一些新教徒。这些现象使韦伯开始关注并探索这两者的关系，写出此著作。
韦伯先讨论了新教加尔文派的基本伦理，即命定论。命定论是指一个人是否得救，皆由上帝预定，而不可更改。得救者死后灵魂可入天堂享永生，不得救者就不能进天堂，只有进炼狱。这与天主教中那种人犯了罪以后，只要忏悔，就可以得到赎罪、赦免，然后再重犯新罪的情况不同。命定论，每个人得救与否一切都由上帝决定，得者无法拒绝，未得者无法补救，上帝不为人类的祈求而有丝毫打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求助于牧师无济于事，私下忏悔也无济于事，当时在加尔文派中已经废除忏悔这一做法，信徒们没有机会借此宽解其内心的沉重罪过感。
信徒们在无法找到外部标志来证明自己被选中得救，生活在可能受到不选中的恐惧下，应当如何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加尔文派的训诫是：必须在绝对的信仰中得到安慰。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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