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十一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 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

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

1904年 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 （一）、壬寅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 （二）、课程

“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

（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

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 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

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 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 （四）、结果：虽经公布，但未实施

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没有得到实行，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育权,“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加之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此外，《壬寅学制》制订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壬寅学制》的一些特点被《癸卯学制》所继承：第一，以纵向的初等、中等、高等学堂为主，形成三段七级,以横向的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辅，将整个学堂教育系统地连成一体；第二，特别注重修身、伦理和经学教育；第三，开始注意国民义务教育；第四，注意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第五，女子教育毫无地位；第六，教学机关与教育行政机关合而为一，京师大学堂有统辖全国教育的职权。该学制虽未能实行，但却成为《癸卯学制》的雏形。

二、癸卯学制

1904的“癸卯学制”是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正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

在《癸卯学制》出台之前，张之洞曾在湖北设计了一个省区学制系统——湖北学制。张之洞自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他办的学堂，从类型上看有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妇幼学堂；从程度上看，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

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介绍了西方学制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系统的学制设想。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

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定《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

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