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依据，以公正透明、运转协调、务实高效为目标，力求体现创造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当前，要着力在“四个规范”上多思考多作为，即：规范决策程序，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集民智，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并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把决策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规范办事流程，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杜绝相互推诿扯皮，推行限时办结和超时许可，着力提高行政行为效率；规范行政质量标准，按照部门职责和一岗一责的要求，确定质量标准，并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评议评价和奖优罚劣机制，努力在各级党政机关和公务员队伍中营造争先进创一流的良好氛围；规范政务公开，在保证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以便更广泛地接受群众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规范公务员用语，制定公务员文明用语规范，提倡讲普通话，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改善语言交流方式，展现公务员良好素质。
（三）环境上,营造良好氛围,实现行政文化的现代化。
我国目前属于社会转型时期，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当务之急要实现从人治行政文化、全能行政文化、管理行政文化向法治行政文化、有限行政文化和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
首先,从人治行政文化向法治行政文化的转变。
人治型行政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的自由裁量偏大等，主张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者、贤人通过道德感化进行治理。这种行政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弊端，表现为官就代表法，法服务于官，法缺乏对权力的约束。而法治行政文化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治理国家,法治型行政文化是现代行政的基石，要求行政工作程序化、科学化、规范化，以法律至上为最高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政官员与百姓一样都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各种行政权力的运行边界界定清晰，对权力依法监督，严格控制。从法治行政文化的过程看，法治化、市场化、民主化应同步进行。“市场化可以给中国的法治政府提供经济制度条件，而中国政府的法制化，也可以给市场化提供法治政府的保障，并为中国政府的民主化提供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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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向法治行政文化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在理念上向法治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转变，以此指导公共行政，并最终在制度表述上和执法实践中真正体现法治精神。
其次，从全能行政文化向有限行政文化的转变。
全能行政文化认为，政府是全能的、积极的行为主体，社会是散漫无度的，是被动的对象客体；政府有责任包揽它有能力做的一切社会事务。在全能行政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政府无所不管、政府权力无限的管理格局，最终因为“政府提取公共财力的调动资源能力的有限性与其所承担责任的无限性”[5]使政府处于“管不好”、“管不了”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实行由全能行政文化向有限行政文化的转变，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有限行政的意识，完善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即宪政约束、民主约束、财政约束、分配约束。向有限行政文化转变，还要求政府培养市场经济的意识，改变“吃大锅饭”、“父爱主义”、只讲收益不讲投入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观念，逐步树立科技意识、竞争意识、成本意识、效能意识、开放意识、进取意识等观念，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接轨、旨在确立有限有效政府的制度。
第三，从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
管制型行政文化从传统的管制型行政体制演变而来，适合于集权型的管理方式。在这一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具有无所不包的行政责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随着现代市场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传统的管制型行政失去了意义，企业和民众成为市场和社会的主体，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从而，提倡政府转变职能，实行“小政府大服务”，增强政府对社会的服务意识与服务行为，从管制型行政向服务型行政转变，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要实现管制行政文化向服务行政文化的转变，需要健全行政民主监督机制，提高行政管理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由“黑箱”行政模式转为公开性行政模式，使政府部门按照一定的制度、法规、程序行使公共权力，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可以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通过公开的行政模式这一“玻璃屋”[6]实现法治行政文化和服务行政文化在广大行政人员中的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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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徐颂陶，《走向卓越的中国公共行政》，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2] 刘怡昌，《中国行政科学发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3] 许文惠 张成福 孙柏瑛，《行政决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
页
[4] 毛寿龙 李梅，《法治政府进程面临挑战》，《中国国情国力》，1999.2，第42页 [5] 齐明山，《转变观念、界定关系——关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新视野》，1999.1，第37页
[6] 庄素王，《新加坡透明的文官制度》，《中国公务员》，1996.6，第45页
参考文献：
[1] 竺乾威，《公共行政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许文惠 张成福 孙柏瑛，《行政决策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刘怡昌，《中国行政科学发展》，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版 [4] 黄达强，《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 王学栋，《论我国公共行政文化的重塑》，《石油大学学报》，2001年版，第1期 [6] 时和兴，《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的特点及其走向》，《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版，第4
期
[7] 罕岳，《行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政治学研究》，1998年版，第2期
[8] 罗兴佐，《行政文化建设浅议》，《吉安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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