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 图文

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原文出处】人文杂志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304 【原刊页号】103～110 【分 类 号】J1 【分 类 名】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310 【作 者】曾军 【作者简介】曾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社、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内容提要】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摘 要 题】西方文论与中国 【关 键 词】巴赫金/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转型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4-0103-08 一、意外的收获：巴赫金首先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引收入 对于中国人来说，巴赫金的名字最初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紧密相联的。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中，巴赫金首先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中渐渐脱颖而出，最后取得独立地位的。 198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围绕着这一契机，国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绍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苏联文学》该年推出纪念专辑，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小说，发表了几篇国内学者对陀氏的评论，在其他报刊杂志上，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些评介性的文章。巴赫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登陆中国的。在这些评介文章中，有两篇涉及到了巴赫金。稍早一点的是夏仲翼发表在《苏联文学》1981年1期上的《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这篇文章正文中并没有出现巴赫金，但在论述陀氏窥探人的心灵的艺术远远超过西欧心里小说的成就时，夏仲翼对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小说”做了最为概略的介绍：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却总是有许多独立的、不相混淆的声音处在同等的地位各抒己见??他们甚至不受情节的约束，不为作者的思想所左右。陀氏长篇小说的这个特点就造成了有些研究家们称之为‘复音调小说’的基本特征。（注：夏仲翼：《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苏联文学》1981年1期。） 同时，在对“复音调小说”作注的时候，出现了巴赫金和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另一篇略晚的是关山在《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文章正文中出现了“巴赫金”： 二十年代，苏联曾经出现了一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卢那察尔斯基。此外还有，朱可夫、托马舍夫斯基、巴赫庭、别尔契可夫。??巴赫庭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一书。（注：关山：《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1

究的一些情况》，《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3期。） 这是笔者所能查到的“巴赫金”最早出现在中国正式报刊上的情况。尽管在此之前，巴赫金以及他的著作肯定以原著的形式被引进了中国，中国学界肯定以阅读原著的方式接触到了巴赫金和他的思想，（注：正如钱中文所说，“自60年代我国开始所谓“反修”以来，外国文艺思想被极左思想搞到极度混乱的境地；同时几十年不订外国杂志，也使我们到了双目失明的地步。外文方面的文学理论书籍已中断了几十年，图书馆里虽有巴赫金的零星著作，但我并未看过。”（钱中文：《“我们这些人实际上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忆钟书先生》，《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1日））但是，将之翻译成本国语言并让它正式出现在本国媒介上却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义——它标志着接受活动的“浮出地表”。正是在这一起点上，确立了巴赫金登陆中国的最初形象：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的巴赫金。

巴赫金的最初引入揭示了接受史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意外。所谓“意外”既指在接受初期，接受者对之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共识，而出现的一些只有那个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又指巴赫金日后在中国所拥有的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接受者最初的意图。第一，与其他任何作家、作品在最初翻译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最初译介巴赫金和他的作品时也出现了“译名混乱”现象，如“巴赫金／巴赫庭”、“复音调／复调”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从译介者参阅的材料来看，似乎两人参考的版本不太一样，夏仲翼明确注明了参考版本，是苏联埃俄罗斯出版社1979年出的第4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而关山则很可能参考的是巴赫金1929年出的第1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尽管如此，夏仲翼在随后翻译该书的第一章时，又将之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这种译法一度流行了好几年，直到白春仁、顾亚铃1988年的三联书店版的译本才最终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国内通行译名）。第二，巴赫金是搭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车进入中国的。作为最初的译介契机，是国内学界对苏联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成果的兴趣，或者进一步说是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于别林斯基、高尔基等“经典判断”的新鲜见解的兴趣。关文中对弗洛伊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杀父神话”说不吝篇幅，夏文则对巴赫金的“复音调小说”情有独钟正说明了这一点。第三，尽管如此，巴赫金及其作品、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在夏文中，巴赫金还被淹没于“有些研究家们”之中，关文虽然将他与另外一些苏联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但当巴赫金被定位为20年代的陀氏研究代表学者之一时，巴赫金并没有被认为是最有名或最独特的，或者说，在20年代得到公认的，不是巴赫金，而是卢那察尔斯基，更不用说巴赫金在60年代修订再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并引起更大的轰动这些情况都还未纳入译介者的视野。还有第四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有所保留的观点被译介的。在夏文中，一方面肯定了“小说艺术中采用类似音乐中赋格曲的复调形式，大大丰富了表现现实的容量和力度”，但另一方面又紧接着评论道，“但这一点暂时还颇有争论，因为传统小说严谨的结构至少在形式上还更完整些。而且，十九世纪末沙俄社会末世景象里产生的这一复调形式究竟会朝哪个方面发展目前还很难预卜。”（注：夏仲翼：《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苏联文学》1981年1期。）其中的保留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最初译介巴赫金时，似乎并没有想到日后巴赫金会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理论大师并为国人所瞩目，最初的接受者的用意可能仅在于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推进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深化。因此，由于这种“意外”，使得中国第一批接受巴赫金的接受者无一例外都是俄苏文学研究者，很多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这种“意外的收获”一方面基本确立了巴赫金在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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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确立了中国早期巴赫金接受者的格局。而且，这种形象和格局在次年及随后的几年间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复调的凸显：《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译介与中国的陀氏研究 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推出了一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及夏仲翼翻译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很显然，这一组文章是1981年纪念陀氏的一种延续，鉴于陀氏作品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关注和争论，全面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更多国外陀氏研究的观点成为国内学界的需要。重译一向被视为“反动小说”的《地下室手记》、翻译颇有争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下简称《诗学》）第一章，显示了《世界文学》意欲将陀氏研究引向深入的努力。同时，这一事件还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正是在进一步研究陀氏的过程中，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理论引起了国内的兴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开始显示出来。

夏仲翼最大的贡献是对“复调小说”的译介。如果说一年前夏仲翼的《窥探心灵的艺术》中对复调小说的介绍还点到即止的话，那么，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以及他对《诗学》第一章的翻译应该说是中国接受者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先看夏仲翼的介绍。首先，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译介，是为了解决陀氏研究中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陀氏一向被视为“残酷的天才”，他的艺术成就无人敢否定，但其思想倾向则颇遭人非议。陀氏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是否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这一问题事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倾向的评价。“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作品确实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把‘地下人’的全部议论，连同有关的故事情节，单纯理解为作者本人思想的独白，因此主人公的思想或作品的主题就成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的忠实写照，是作者在切实地提倡这些思想。??照这样的理解，《地下室手记》只是一场政治论争的失败者和反面材料。”另一种方法就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解：“联系着一种新的艺术见解，即不把主人公的思想等同于作家本人的思想，而是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实现存在的声音表现出来。??因此，他仍然是一个不等同于作家立场的独立的声音。”（注：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世界文学》1982年4期。）将主人公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相剥离的目的正在于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进行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夏文的介绍在此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位现象”（在此并不是说夏读“错”了，这也不失为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一种“读法”，因此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误读”）：就巴赫金“原意”来说，复调小说的提出“论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之对他的创作，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巴赫金还说，“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主要是研究他的作品思想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个思想性的问题一时很尖税，这就掩盖了他的艺术视觉中那些较为深藏而又稳定的结构因素。”（注：［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页。）正是因为如此，巴赫金讨论复调小说问题时首先是将陀氏作为艺术家而非哲学家或政论家进行的。但是夏文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介绍，却首先是为了解决对于陀氏思想的评价问题，其次才是对于陀氏艺术特色的分析。也正是因为这一错位，使得中国的接受者往往有意识地将复调与陀氏的作者立场、作品的思想内容相联系，成为中国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时重要的思维模式，日后所形成的围绕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争论皆缘此而来。第二，夏文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做了初步的介绍。夏文确立了巴赫金作为复调小说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指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联文学批评家米·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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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金”。接着，介绍了复调的基本概念、复调小说与传统的独白型小说的区别、复调小说中主人公所具有的独立的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时还概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全书五章的基本内容。但是，夏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巴赫金及其复调理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地下室手记》。因此，更多的篇幅在于介绍关于《地下室手记》及其评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就是作为陀氏研究的“多声部”中的一个声部被介绍进来的，所谓“聚讼百载，莫衷一是”即此真实写照。与前文《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一样，虽然夏认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对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非常新颖，但多少在介绍中还持着保留态度，或者说一种不太肯定的态度，文中多次使用“似乎”一词透露了这一点。“在所谓复调小说里似乎存在着许多独立的、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分属于书中不同的人物。每个人物的声音被表现为一种似乎超脱作家意识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外在之物。”在这里，译介者的自我意识嵌入渗透进译介对象的思想观念之中。第三，夏文已经意识到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价值并非仅局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意识到巴赫金理论的独立性。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介绍未尾，夏仲翼发挥道，“巴赫金的这个观点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引起很多争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即使对一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研究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题目。”（注：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世界文学》1982年4期。）夏仲翼的这一观点预示了巴赫金及其复调小说理论日后独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必然发展。 再来看夏仲翼的翻译。夏译的第一章成为中国早期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版本。直到1988年白春仁、顾亚铃的全译本出版，夏译一直在国内介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的文章中保持了较高的引征率。但是，夏译即使是第一章也并非一章的“全译”。仔细比较，不难发现，夏译对原文删改了两个注释：一个巴赫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一个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而做的注释。夏译删掉了“只是到了本书的第四章，我们才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裁传统问题，亦即历史诗学问题”（注：［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一个巴赫金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做的注释：“A·B·卢那察尔斯基此文最早刊载在《新世界》杂志1929年第10期上，后曾多次再版。我们的引文据《俄国评论界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03-429页。A·B·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文章，是就拙作（M·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1929年）第一版问世而写的。”（注：［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页。）前一个删节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使第一章具有相对完整性，尽量不与其他几章相联系，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历史维度的缺失”，巴赫金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复调小说，成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成为与此前一切传统小说相对立的存在物，由于这一删节，国内在接受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时一度以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只是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的，而对巴赫金在第四章中对复调小说与梅尼普体、狂欢节化关系的历史溯源式探讨并未在意。（注：在白春仁、顾亚铃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正式出版之前，只有蓬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巴赫金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报》1987年9月5日）涉及到复调小说与狂欢化之间的关系。）后一个删节删去了巴赫金写作时的复调语境。由于巴赫金的这部书从初版到修订再版历经数十年，因此，这使得巴赫金在进行修订的时候有条件面对评论界对初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意见。在通行的第4版中，既有1版所包含的核心观点，又有后人对之的评述，同时又有巴赫金对后人评述的反驳以及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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