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
The Indexes System of Controlling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in China：A Design of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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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蓓文
内容提要：本文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城市，通过其对金融、产业、生态、信息、人才等关键领域外资风险控制措施的国际比较，将控制模式分为以下三种：单导模式、双导模式和多导模式；进而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资风险控制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中国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通过对基础指标（国家）、城市（沿海开放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和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行业）的监测，全面控制外资风险在中国的传导和扩散。
关键词：外资 风险控制 指标体系 中国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上海 200020
Zhao Beiwen
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some typical countries and cities and then divides them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 of controlling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in financial indust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cological industry, information industry, etc. They are the style of single conduction, the style of double conductions and the style of multiple conductions. Then, this paper raises a point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styl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 detail,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Indexes System of Controlling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in China”. This system is consisted of 3 groups of indexes. They are: basic indexes, risk-resistant capability indexes of city and the liability indexes of enterprises to be hurt by foreign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control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through the supervision of all the indexes.
Key Words: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Control, Indexes Syste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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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因此，本文对外资风险问题的分析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中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相关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而不是全面否定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纳克斯、刘易斯、钱纳利、普雷维什等经济学家就先后提出了资本形成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两缺口”模型、“中心──外围”理论等外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问题进行分析，其中也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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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2005年第12期的《改革》杂志。
及关于外资风险的内容。但是，外资理论多数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对外资风险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的提出，才开始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对外资风险问题进行相对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1、国外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日、俄等国开始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研究外资风险，并相继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政策。但是，这一时期对外资风险的研究还局限于“安全领域内的经济范畴”[2]。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经济安全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于考察引资结构，对于短期资本流动的研究要远远超过对FDI的关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金融界和专家们开始认识到由于存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即使引进外资以FDI为主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仍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因此，IMF、世界银行、美国Lawrence Livermore 国家实验室、美国兰德公司和韩国产业研究院等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都在有组织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家的银行业在危机后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反危机战略和策略，一些跨国公司则提出了企业安全问题。可以说，目前对外资风险的研究更倾向于“经济领域内的安全范畴”。主要观点包括：
（1）普遍认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值得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根据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有关内容，WTO禁止采用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和数量限制原则的措施，包括当地含量要求等；因此，大多数强加的新的生产本地化要求被禁止，已有的也被要求逐步废止。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溢出的机会大大减少。
（2）外国直接投资有可能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基于严格统计检验的系统分析，对39个国家从1970年到1996年的数据进行了经济计量研究，最后得出的有关FDI对单个国家投资影响的结果表明，中性影响占主要地位的共有19个国家，而挤入和挤出一样，各有10个国家。就地区格局而言，在检验中包括的12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入效应，而12个亚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在亚洲中性效应和挤入效应很普遍，而在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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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中性效应和挤出效应很普遍。在非洲国家这三种效应都有。
（3）外资规模与效益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在深入研究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的轨迹不仅是非惟一的，而且也是可变的。“起先，政府对国内制造业的需求能够成功地弥补本国市场的不足；政府资金和外国资本的流入能够替代不充分的国内私人储蓄和不发达的金融制度；……但是在某一点之后，这种替代就不够了。”①阿德尔曼从发展的角度，指出外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进一步增加外资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外资规模过大无助于本国经济发展。
（4）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会导致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效益损失和产能过剩。著名国际咨询企业麦肯锡公司通过对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大量案例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普遍采用的激励政策对国家带来的效益损失要大于其带来的收益。因为这些国家吸收的外资大多数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外资参与，而不是对已有资本存量的新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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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玛·阿德尔曼：“发展理论中的误区及其对政策的含义”，载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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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私人资本包括外资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中的控制率过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危机。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及亲缘政治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当危机出现时，资本市场不能或不愿向处于流动性困难的企业提供新贷款，而外国银行参与度过高也被认为是扩大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这种观点还认为，外资银行总部不愿意提供资金以维持当地分支机构的正常运作也是引起阿根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6）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的杠杆效果。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等经济学家通过建立以信息为基础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型来解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过量外国直接投资。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的风险在于：“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在国内进行高杠杆融资，也可能将部分企业再出售给国内储蓄者。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净资本流入大大低于最初在国际收支表中记录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第二，在‘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一般存在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会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这种不对称性使持有大量资金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变为企业的‘内部人’。 ” ①??在危机期间，通过利润汇回或减少下属机构对母公司的负债等方式，外国直接投资者会造成资本的流出。可以说，国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了一定基础，而且已经逐步趋向于成熟。
2、国内
虽然多数经济学家对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予以肯定，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就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机构还对“外资进入后的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安全问题开始受到广泛重视，涌现了大批以金融安全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还建立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基于案例推理CBR模型、动态信息融合法等金融预警模型。已有研究认为：
（1）外资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很弱，存在严重的技术控制现象。关于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如江小涓和万解秋等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另一部分学者如樊纲和潘英丽等通过同样的研究却得出了外资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很弱，甚至是无效应的结论，认为外资对中国存在严重的技术控制现象。
（2）外资流入过多对国内资本形成“挤出效应”，还会对国际收支以及中国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产生影响。如果外资企业把更多的利润向外转移，国际收支平衡会面临持续的巨大压力。余永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中指出，随着FDI流入的增加，投资收益迟早会快速地汇出，以至于即便中国能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也难保国际收支的平衡。[4]
（3）跨国公司影响民族企业的发展。裴长洪、邱立成、葛守昆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工业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描述，提出外向型经济极易造成产业“空心化”现象，需要关注FDI与民族企业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左大培进一步提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有巨大的妨碍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来源于跨国公司的行业垄断力量；通过夺走市场，FDI企业挤跨了东道国的民族企业。
（4）从一国国际分工地位和财富积累相对速度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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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要素的国际流动》，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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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的加工工厂，本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需要以新开放观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张幼文提出，“在以国际投资和跨国生产为联系的国际分工中，人们会误把跨国公司技术控制下的生产看作为本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和技术进步，从而忽略其中正在扩大着的技术差距，忽略外资技术控制的风险。……无数微观例子和宏观的分析都证明，投资国比东道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穷国在发展，但是在与富国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实现的。”①
（5）从博弈的角度分析外商投资与东道国外资政策之间的关系。2000年，杨建龙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的库诺特（Cournot）寡头竞争模型以及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斯坦克尔博格（Stackelberg）寡头竞争模型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利用外商投资的“库诺特”博弈均衡和“斯坦克尔博格”博弈均衡，并得出了在不考虑引资效应的情况下东道国优惠政策的净损失与优惠程度和外商投资规模成正比的结论。[5]2002年，邹昭日希运用博弈的分析方法，从利益均衡角度研究中国在国际经济利益格局中的位置，提出了“以博弈分析为前提的互动的安全观”，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产生结构性的依赖，并形成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与企业的控制。[6]
综上所述，与利用外资有关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国外研究往往立足于发达国家的立场，没有深刻地反映不同国家的国情特色，而国内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外资的积极效应，对外资的消极作用关注较少，更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问题。因此，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透视中国利用外资过程中可能伴生的风险，建立中国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于中国利用外资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利用外资与控制风险的主要国际模式
研究表明，由外资引起的国家经济不安全主要通过两级传导机制进行扩散。其中，核心传导机制是通过市场结构、国际收支等主要环节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关键领域：战略资源安全、本土关键产业安全、金融和财政安全。外围传导机制是通过资源配置、人才争夺、汇率压力等主要环节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相关领域如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基于经济安全的信息安全和科技发展等，使外资风险形成扩散化趋势。核心传导机制的不安全比较显性，但外围传导机制的不安全效应更复杂，范围更广，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际经济关系。因此，美国、欧盟、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对金融、产业、生态、信息和人才安全的维护来控制外资风险。主要措施如下（详见表1）。
表1：利用外资与控制风险的主要措施
主要措施 金融 安全 * * ○ △ * 产业 安全 - - - 生态、技术和能源安全 - - - - - 信息 安全 - - - - 人才 安全 - - - - - 对外资金融机构加以监管 对外资银行准入的资本限制 开设离岸金融市场 对跨国并购加以限制 培育本土（地）企业的竞争力 △ * △ ①
张幼文：“树立新开放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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