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一个框架式设计

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 保护国内幼稚产业 注意地区平衡，避免结构性矛盾 外资股权限制 产业导向 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 * △ - * - * 为人才提供发展空间 - - - - *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资料整理。其中*为普遍，△为较多，○为没有或很少，-为不详。

根据各国和地区风险控制路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主要模式，即单导模式、双导模式和多导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单导模式（核心风险控制型）

单导模式的特点是：以控制外资风险的核心传导机制为主，外围传导机制为辅，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关键领域的风险控制，切断风险从第一层次（核心传导机制）向第二层次（外围传导机制）的传导与扩散，达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单导模式的主要执行机构一般出现在国家层次，由单个或多个政府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比较典型的有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单导模式的国家一般通过政策限制和产业导向来控制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关键领域。例如，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减少外资风险，几乎主要的OECD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都存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限制，尤其是在银行、保险、通讯等服务部门以及农业、林业、石油、核能等自然资源和能源部门。直到90年代以后，这些部门的外资准入才逐渐放宽，但仍然有部分国家保留了对部分行业的限制（虽然更多地是以监管的形式出现），如战略资源性产业、金融业等，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2、双导模式（核心──外围风险控制型）

双导模式的特点是：以控制外资风险的核心传导机制和外围传导机制为共同目标，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关键领域和重要相关领域的风险控制，切断风险在第一层次（核心传导机制）和第二层次（外围传导机制）以及两个层次之间的传导与扩散，达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双导模式的主要执行机构可以出现在国家层次，也可以出现在区域或城市层次，往往由多个政府部门相互配合，协调完成。比较典型的有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双导模式的国家（经济体）一般通过政策限制、产业导向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等方式来控制国家经济安全关键领域和重要相关领域的外资风险。例如，20世纪80年代韩国对汽车等幼稚工业加以保护，新加坡在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对科教事业及人才培育实施政策倾斜等。这是因为，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来说，控制外资风险不仅要阻断外资风险的核心传导，还要阻断外资风险的外围传导，只有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外资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传导和扩散。

3、多导模式（散点交叉控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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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导模式的特点是：以控制国家、地区或城市受外资风险影响最大的领域（散点）为主要目标，通过对相关经济指标的监测和控制，防范风险在国家、区域和城市之间的传导和扩散，达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多导模式的主要执行机构多出现在区域（或城市）层次，往往由多个地方政府部门相互配合，协调完成。比较典型的有英格兰（伦敦）和纽约州（纽约）等。

由于区域和城市本身不具备全方位切断外资风险传导机制的能力（一些政策必须由国家来执行），其对风险的防范必须依靠国家政策以及与其他地区的配合来完成，因此，制定地区平衡政策或者产业导向政策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英格兰和纽约州在制定政策时十分注意大区内部的平衡问题。英格兰政府专门设立“投资英格兰选择性资助”计划，对位于英格兰的经济活动相对处于较低层次并伴有持续性高失业率的地区进行资助；纽约州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对上州（纽约市以外的地区）进行投资，通过产业的合理导向和分布来分散风险。可见，区域和城市在控制外资风险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的各个领域，还要注意地区平衡，避免产生类似东京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单导模式、双导模式和多导模式各有特色，究竟采用哪种模式必须与各国和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吻合。鉴于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二元性经济国家三种经济特征，因此，中国在利用外资与控制风险的过程中，应通过点（关键领域）、线（传导机制）、面（重要相关领域）交叉控制的方式，形成以多导模式为主，单导模式和双导模式为辅的外资风险控制特色，全面防范外资风险在中国的传导和扩散。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建立中国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通过对基础指标（国家）、城市（沿海开放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和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行业）的监测，全面控制外资风险在中国的传导和扩散。

三、中国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

在早期的学术文献中，罗森斯坦──罗丹、钱纳里──斯特劳特、梅泽尔斯、瑟尔沃尔、贾塔克等经济学家依据储蓄缺口理论以及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采用外商投资规模作为衡量外资风险的主要指标。①由于该指标仅仅反映了外商投资的总量，且假设的前提条件在实际分析中均无法得到满足，该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科恩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建立“四个概念模型”，从剥削损失、剥削收益、逃逸成本和维持

②

成本四个概念出发，通过一个非零和博弈模型的建立分析了发达国家、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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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该模型被认为是最早运用博弈理论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的一个理论模型。在科恩“四个概念模型”分析的基础上，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对外商投资规模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得出了外商投资适度规模的相关系数。③其中，中国学者杨建龙通过建立外商直

①

例如，贾塔克通过时间序列的方法通过对前5年或更多年以前投资规模增长的考察来反映一段时期内的投资规模，从而对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外资规模进行测定，其公式为FAN=(Ky-s)ΣY+5Y0(s-S0/Y0),在上式中，FAN为外资吸收规模，是与利用外资吸收能力相对应的一种利用外资规模，K为资本──产值比率，Y为国民收入，y为相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S为边际储蓄率，S0/Y0为平均储蓄率，S0为初始时期的储蓄总额。由于贾塔克在分析中假定资本──产出比率不便，储蓄率不变，外资是有效配置的等前提条件，而这些假设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很难同时成立，因此，贾塔克方法具有很大局限性。 ②

其中，剥削损失可以理解为东道国引进外资后产生的风险，包括外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和股权的控制、金融风险等，而逃逸行为则是东道国对风险的防范和抵御措施。根据该模型的分析，无论对于跨国公司还是对于东道国来说，维持合作都是最佳结果。 ③

根据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的分析，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与东道国的资本缺口和资本吸收规模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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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资总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一元回归模型，运用TSP（Times Seriouse Projection）计算得到的回归方程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0.00597*GNP，①由此得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适度规模”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8]由于以上对外资风险的测度标准比较单一，且由于选取的样本数量、时间序列的长度以及计量模型的不同，数据分析的结果出现了较大差异，因此，本文认为，通过单一指标的计量分析来评估外资风险程度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难以全面反映一国外资风险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通过三组12个指标的综合测定，对上述分析方法进行修正。同时，由于在国家经济安全涉及的几个关键领域和重要相关领域中，数量分析方法仅适用于部分显性风险的分析而不适用于人才流失、生态环境、社会稳定等隐性外资风险的分析，因此，在实际分析中将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各指标的权重及风险预警的程度进行判断。

1、外资风险控制指标的筛选

外资风险控制指标共分为三组，分别是：（1）基础指标（国家）；（2）城市（沿海开放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3）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行业）。在实际操作中，如用于国家利用外资风险状态的评估，则第（2）组指标应选取国家对外开放度最高的一组城市（一般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数值进行加权平均，如用于单个城市外资风险状态的评估，则只需选取该城市的数值进行分析。这是因为，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性经济特征，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周期很可能领先于全国而与全国的经济周期处于不同的阶段。由于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这些地区的风险积累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将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在国家外资风险的评估中，应该考虑主要城市的外资风险状态，从国家、城市和行业三个方面对利用外资的风险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到外资依存度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影响，在国家基础指标和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中，分别选取国家外资依存度和城市外资依存度作为衡量风险程度的重要标准，以增加其权重。

（1）基础指标。基础指标包括外资依存度、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以及外资企业、外资银行和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债占比。

作为主要指标，外资依存度与外资风险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来自于外资依存度所反映的外商投资规模在经济上的合理性，还来自于由外资依存度所反映的外资对本国经济的控制程度所产生的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后者将严重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外资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为：

外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本国（地区）GDP*100% 一般情况下，国际上将5-10作为外资依存度的安全范围，10-15作为基本安全范围，15-20被视为不安全，如果>20则被视为严重不安全。考虑到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二元性经济国家三种特征，本文将对上述标准进行调整。在样本的选取中，以200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对2001-2003年世界140个国家和地区吸收FDI的业绩指数排名作为参考，选取新加坡、香港、西班牙和丹麦作为数据分析的样本。数据分析显示，这四个国家

东道国的资本缺口和资本吸收规模越大，东道国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相应也大；在同等条件下，外资质量越高，东道国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越大；随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改进，东道国引进外商投资的“适度规模”将不断提高。 ①

该方程的回归拟合系数为0.862，DW值为0.4391，T检验值为1.797。回归拟合的效果较理想，但有关的回归参数不十分理想。这是因为忽略了政策性变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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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外资依存度的变化范围在0.4-37之间，其中，两个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资依存度均值在10左右，两个欧洲国家的外资依存度均值在4左右，四个国家和地区外资依存度的均值在7左右。因此，可以认为如果中国的外资依存度在4-10之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变化区间，<4说明存在进一步吸收外资的空间，>10则存在较大的外资风险。

同时，作为辅助指标，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以及外资企业外债占比分别反映了国家对外均衡情况、国家稳定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以及外资企业在国内的资本运行情况，反映了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况，与外资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也作为衡量外资风险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

（2）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包括外资依存度、外资国别集中度、外资增长率和外商投资产业结构。

外资依存度反映了城市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是衡量城市利用外资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分散的外商直接投资母国国别结构能够起到降低东道国（城市）外资风险的作用，外资国别集中度对东道国（城市）来说十分重要，也是衡量外资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外资国别集中度指外商直接投资前5名国家实际投资的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

外资国别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前5名国家实际投资金额/本国（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100% 一般情况下，国际上将50-60作为外资国别集中度的安全范围，60-70作为基本安全范围，70-80被视为不安全，如果>80则被视为严重不安全。

外资增长率指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的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将5-10作为外资增长率的安全范围，0-5和10-15作为基本安全范围。如果该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本国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比较大，国家对外资的需求比较旺盛，则外资增长率的合理范围可以适当提高。一般情况下，只要外资增长持续、平稳，不出现大的波动既可视为基本安全。

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与一国（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有关。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大趋势，一般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二、三产业；根据该国（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的不同，二、三产业的外商投资分布会出现一定差异。

（3）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主要用于对本国（地）关键性产业（通常是工业）中外商投资情况的分析，包括外商市场占有率、外商新产品产值占比、外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和外商参与企业技术开发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外商市场占有率（%）=外商投资某一行业的销售总额/本国（城市）该行业全部销售总额*100%； 外商新产品产值占比（%）=外资企业某一行业新产品产值/本国（城市）该行业新产品总产值*100%； 外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本国（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100%； 外商参与企业技术开发情况（%）=外资参与某一行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本国（城市）该行业全部研究与开发费用*100%。 按照国际垄断法的规定，外商总体市场占有率的警戒线为20%，一般行业市场占有率的警戒线为30%，核心、关键行业市场占有率的警戒线为10%。[9]作为参考指标，外商新产品产值占比、外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和外商参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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