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研究

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可见，社会总资本就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个人资本的总和。社会资本的特征是：资本的积累方式、占有方式、分配方式和经营主体都是社会化的，它的发展形态有金融资本、法人资本和国有资本等形式。

在社会学中，“社会资本”演化为与“经济资本”相区别的概念。在这一演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概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经济学家舒尔茨（1961）和贝克尔（1964）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认为社会拥有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使“资本”向广义扩展，成为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抽象了资本的最初含义，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杨雪冬，2000）。

尽管直接使用现代含义的“社会资本”概念是近来的事，但对社会资本的发现和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只是长期以来被社会科学研究所忽视。例如，大卫·休谟早就认识到，适当的道德行为（如“道德意识”和“同情”）会支持经济行为的新形态。埃德蒙·伯克则指出，除非获得了先在的“惯例”、“文明”和植根于“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之上的“自然保护原则”的支持，市场根本不能运转。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承认，市场确实需要一定的道德情感的支持。19世纪早期，德国的社会批判家亚当·穆勒认为，社会“精神资本”（包括文化价值，也包括“社会与国家的有机团结”）的存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经济命运（参见伍考克，2000）。但是，对社会资本的这些有益探索和重视，最终为后来的功利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们（如密尔、边沁、李嘉图等）所抛弃，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主要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使社会科学沿着《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所开辟的道路走下去了”（伍考克语）。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的制度经济学派（以康芒斯、凡勃伦、诺斯等为代表）则认识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是人设计的，决定人际互动结构的约束。制度包括正式约束（宪法、法律、规章条例、个人间的契约）和非正式约束（包括价值观、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制度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了秩序，制度与技术一起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盈亏，从本质上看，制度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可以说，制度经济学派已开创了社会资本研究的先河。只是与社会资本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制度经济学派“更多地侧重于制度的强制”(张其仔,1999:50)。

波茨和塞森布雷纳认为，在古典社会学文献中，对社会资本的认定有四种理论传统：(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团结”的观点，即不利的情形可以促使大家凝聚起来；(2)齐美尔的“互惠交易”、规范和契约，这些是通过个人化的交流网络而出现的（如邻里互助）；(3)迪尔凯姆和帕森斯所讨论的“价值融合”、“集体意识”等概念，认为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而存在，而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4)韦伯的“强制性信任”思想，即正式制度和特殊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来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前者(如官僚)使用的是法律、理性机制，后者（如家庭）使用的是实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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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机制（伍考克，2000）。

一般认为，正式提出并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Bourdieu)，他于1980年发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也有人认为（伍考克，2000），汉尼芬、古尔纳、雅各布斯等人较早使用了这一概念。莱达·汉尼芬在《社群的中心》(1920)一书中较早独立使用这一名称，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的可触知的资产：即良好的愿望、遵循、同情，以及构成一个社会单位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会交往。”从阿列文·古尔纳的《互惠的规范：初步的评述》（1960）一文来看，他可被推选为“社会资本文字和精神上的奠基人”（伍考克语）。而从现代的使用情况来看，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一书中这段话似乎是最早的：“网络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而失去了社会资本，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资本慢慢地不确定地积累后它才会返还”(参见伍考克,2000)。

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社会网络研究也是社会资本研究较早而且重要的方面，其代表性的研究有科尔曼关于社会网络对信息传播、发明推广的影响研究（1966），格兰诺维特关于“弱关系力量假设”(1973)和“嵌入性”概念(1985)，以及林南关于社会网与社会资源的关系研究（1981）等。尽管林南等人没有使用社会资本这一名词，但他的“社会资源”概念蕴涵着社会资本，因此，科尔曼也“赞许地引用了他们的成果”（参见波茨，2000）。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皮埃尔·布尔迪厄可能是最早对社会资本作出明确定义的学者。此后,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对社会资本给予了不同的界定和解读。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其关系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场域”和“资本”概念。“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是由不同的社会要素连接而成的,社会不同要素通过占有不同位置而在场域中存在和发挥作用。场域就像一张社会之网,位置可以被看成是网上的纽结。位置是人们形成社会关系的前提,“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和权利”。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作为各种要素形成的关系网,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动力是社会资本。布尔迪厄对资本有着独特的解释,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积累劳动,个人或团体通过占有资本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是较为独特的,超越了当时把资本等同于纯粹的经济资本的认识,扩大了资本的内涵,认为资本的表现形式除了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外,还有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就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这一网络是同某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他批评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单纯依赖经济资本解释社会经济运行的现象,认为必须从三类资本的总体框架出发才能真正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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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在布尔迪厄的资本类型框架中,经济资本居于基础性的位置,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建立对经济资本有依赖性。社会资本以关系网络的形式存在。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主张就是:关系网络创造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源,并向成员提供集体所有的资本,即使成员相互信任的可信度。一般认为,布尔迪厄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尔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

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 1990)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在这个定义中,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将社会资本与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并列为组织拥有的三种资本,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是寓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反映了一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关系。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并为·13·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等。詹姆斯·科尔曼是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

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 1992)指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罗纳德·博特最早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企业作为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社会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企业层次。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终决定者。罗纳德·博特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StructureHole)理论①,强调企业家在开发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结构洞方面的重要性,企业家通过联结不同的、一定程度上相互隔断的关系网络为企业提供新的资源。

罗伯特·布特南(RobertPutnam, 1992)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是生产性的,能够通过对合作的促进而提高社会效率。布特南主要从“社会资本存量”这个概念来研究社会资本,他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联系起来,认为对个人行动的促进完全是繁荣社群,或者说是丰富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副产品。在布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已不再是某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而是全社会所拥有的财富,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民主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布特南的论述引发了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广泛讨论。他把社会资本解释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一把长期以来为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基本关系转换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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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经济能力与行为差异的概念,作为一种对集体行为以及长期选择,对经济发展所须依赖的结构与制度安排的诠释,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赞同,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层面的研究之中,如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 1995)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并非所有可用事例说明的规范都是社会资本。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因此,它们往往与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务及互惠之类的美德存在联系。”弗朗西斯·福山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特征方面考量了这一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实力是成就社会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其在《信任:社会

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将在社会或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并认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信任程度的高低。

亚历山德罗·波茨(A Leiandro Porte)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而且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他的逻辑是,先有结构的存在,结构提供给行动者“互惠的预期”和“可强制推行的信任”这两种结构性约束,使行动者能够通过“理性的嵌入”或者“结构的嵌入”来具有某种成员资格,从而得到获取短缺资源的潜力。为了论证社会资本并不像布特南所说的那样有那么积极的效果,他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即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波茨详细论证说,过于亲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这样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成员带来强大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网络外成员进入并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不仅如此,也造成对团体成员本身要求过多、限制过多、并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等等。

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 Ghosha,l 1998)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结构维度(struc-ture dimension),又称为结构性嵌入,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一面,分析的重点在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的特点,即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的强度、网络的密度、中心与边缘、连接性等。二是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又称为关系性嵌入,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和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人格化的一面,即与社会联系的行动者有关,表现为具体的、进行中的人际关系,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具体关系。三是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是指提供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在组织内还包括默会知识·14·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构建了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便利了个人在这些结构中的行动,同时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智力资本的获取与创造,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肯尼思·纽顿(K.Newton, 1999)按照布特南的定义,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社会资本:首先,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与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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