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燕京大学贝公楼前的石麒麟(圆明园遗物)。 1937年，燕京大学校园化学南楼。
1931~1932年燕京大学湖畔体育馆(Warner 华纳体育馆，男子体育馆)。
1932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校长官邸。原为和珅淑春园中的“临风待月楼”，1860年英法联军之劫后仅存此建筑，1931年由冰心命名为“临湖轩”，胡适题匾。但是，仅有大楼是不够的，只有讲台上站了大师，才能成为大学。真正使燕京大学超拔为国内一流综合性大学的，是司徒雷登的办学理念。建校之初，他就致力于使燕京大学摆脱狭隘的宗教范畴。只要有真才实学，司徒雷登都请来做教授。不问政治倾向，不问宗教信仰，不问学术流派。
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吸引了大批知名学者。教育家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家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陆侃如、冰心……这些中国文化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聚于燕京麾下。
就在1926年燕京大学搬入新校园之时，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却永远的离他而去，成为了葬入燕远的第一位外国人，继续陪伴在夫婿身边。后来司徒雷登终身未娶。1941年，燕京大学被日军霸占，成了日军的病院，司徒雷登校长遭日
军羁押，后被关到潍县集中营。在西大门外站岗的日本卫兵和悬挂的红十字旗。
1941至1945年，司徒雷登被日军囚禁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达四年。 日军占领北平期间，司徒雷登在沦陷的北平坚持办学，因不与日军合作，1941年他被关进了日军设在山东潍县(今潍坊)的集中营(1945年日本投降重获自由，后来一度成为美国驻华大使)。
燕京大学遭日军封校，燕园成了日军的病院。1942年燕大流亡师生在成都复校。1945年光复后，燕大复原再开燕园，还建立了燕大工学院。日本占领期间被丢弃的燕京大学牌匾。 日本投降后，美军航拍北平留下的燕京大学鸟瞰。 众所周知，司徒雷登曾经一度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经历也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便永远地离开了中国。
1947年，时任美驻华大使、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出席抗战后举办的燕京大学运动会。
为运动员颁奖。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1949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在一代中国人心目中，司徒雷登成为了“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回到美国仅3个月，司徒雷登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那时，司徒
雷登身边没有亲人相伴，他的妻子在他50岁时病逝于北京，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从年青时便追随在他身边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及其家人。晚年，中风的司徒雷登与他的秘书、朋友傅泾波(右一)一家人在一起。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杭州半山安贤园。在去世近半个世纪后，他终于以这样的形式回到了中国。 图文 | 陶然野佬编辑 | 黄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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