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礼赞 - 浅评《红高粱》

生命的礼赞

——浅评《红高粱》

《红高粱》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因为巩俐、姜文等众多大腕明星的演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殊不知，这部电影的源头却是莫言先生的同名小说《红高粱》。比起电影，小说更有着它独特的味道。

小说以童稚的观点追忆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我奶奶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照乡里的规矩，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奶奶始终不吭声。奶奶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熬发生了感情，而余占熬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不久，李大头死了，伙们计不想再干了，我奶奶劝住了伙计，勇敢的主持了酿酒厂。在赶走了其他的土匪后，爷爷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却格外好，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九年后，日本鬼子到了青杀口，烧杀抢掠，强迫村人砍倒高粱修建公路，并残忍的将罗汉大爷剥皮示众，我奶奶搬出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不久，奶奶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愤怒的爷爷带领乡人报复日军，乡人们全死了。只剩下爷爷，站在奶奶的尸体旁，放声高歌??

在这篇小说中，“红高粱”成为了一个典型的意象。它是生命之火生命之欲的象征，是生命强力的象征，是诗一般沉醉、勃发、升腾的生命意志的象征，是先辈们强烈生命的象征，红高粱代表了一种强

烈的生命意识。例如小说中，“我奶奶”从出嫁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出嫁没几天，丈夫死去，留下一个支离破碎的摊子，然而她却凭借着自己的坚强和勇敢挺了过来，从而获得新生，获得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罗汉大叔面临着酷刑，他明知道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却并不绝望并不自怨自艾，依然以自己的忍耐力同残忍的酷刑斗争到底，他的英雄气概被后人称赞；“我爷爷”率领的非正规军队虽然抗日失败了，但他的辉煌业绩却被载入史册，传为一段永远的佳话。《红高粱》是一部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篇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是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红高粱》既是“寻根文学”的终结，也是“新时期”“新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的起源。其中透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物的历史边缘性都给新时期小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写作手法上，《红高粱》这篇小说运用了一种灵活独特的叙述视角。传统的作品中多用第三人称叙述。这种叙述方法是从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立场进行的叙述，没有视角的限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叙述者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人物心灵深处挖掘隐私。但这却剥夺了接受者大部分探索、解释作品的权力。然而莫言在这部作品中却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种全新的叙述视角，既有第一人称，也有第二人称，灵活自如。《红高粱》一开头就是写“我奶奶”、“我爷爷”，用的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当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写到“我奶奶”就站到“我奶奶”的角度，

她的内心世界可以直接的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多，开阔得多，这在当时是一个创新。除了这种灵活的叙述视角，作者莫言还用儿童的视角去捕捉客观意象，儿童的感觉是敏锐的，往往会看到许多成年人的思维里所未有的感性东西。这种写作的视角，无疑也是一种独特的创新。正因为莫言运用了儿童的视角才使得红高粱世界被笼罩上一层魔幻的面纱。

读罢《红高粱》这部小说，印象最深的除了小说中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我想就是莫言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特色。但凡是民间口头流传的歌谣，大多具有永恒的魅力。在小说中，莫言就调动了他丰富的民间记忆，大量运用民谣、民歌、民谚等，为作品增添了许多亮色。作品中这样的句子俯拾即是。例如： “东北乡，人万千，阵势列在墨河边。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东洋鬼子魂儿散，纷纷落在地平川。女中魁首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这是高密东北乡人民对“我爷爷”、“我奶奶”英雄事迹的热情颂歌，也是一首描述打死鬼子少将的墨水河伏击战的民歌——新鲜而活泼，带有浓郁的高密东北乡地方色彩，含有不规则的押韵，俗中又含雅。 “你爹多能干，杂种出好汉，十个九个都不善”，这种来自民间的粗砺的韵文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莫言的这种语言恰恰说明了他对乡野俚语的深切热爱，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于粗中读出精，从俗中读出雅来。莫言好像极为偏爱村言野语。《红高粱》中的人物包括戴凤莲、余占鳌的语言都极有特点，那便是粗话、脏话、野话、荤话及粗俗污秽的意象，透着一股浊气，

这虽然违背了新时期文学传统能够容忍的审美原则，但这却极具生活性，这些粗话脏话与人物的身份是极为吻合的，也体现了他们豪放率真纯任自然的个性。这些“下里巴人”式的语言，是最具有生命力最鲜活的语言，这种语言也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生活语言的丰富性、生动性与复杂性，能够更好地发挥“沟通心灵”的文学功能的目的。莫言用这些“下里巴人”式的语言创造了一个感性的、直觉的文本世界，一个在生命、生存意义的民间社会。

周政保先生曾经评价《红高粱》：“说实在的，我至今没有见过一部小说能像《红高粱》这样，以抗战为背景，而且是以这样经济，这样充满诗意的独特叙述语言经由意象与具象互相补充的艺术途径，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方式、行为面貌展现得如此准确，如此丰厚，如此富有社会性力量与悠长的社会历史色彩，以致我们从书写情调的流淌、起伏与整体的构筑中可以领略到一种不能不与现实观念相衔接相重叠的心理效应。一种翻开历史典籍之后才能产生的自省、自悟、自悔、自强的精神境界。”我想这评价是再贴切不过的了，《红高粱》所体现出的精神是博杂的，它的充满隐寓和象征的红高粱、狗道、狗皮，它的充满血腥味的泥土的气息都让人神魂激荡。《红高粱》以其独树一帜的史诗般的品格而成为新时期文坛的扛鼎之作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