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3显示了中国和日本的比较优势所在。从中可以发现：
(1)在初级产品方面，中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SITCO类食品及活动物商品上。总体上，中国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不断下降，但这种下降不是由于初级产品出口规模的减少，而是由于经济发展和对外出口产品的多样化，使得初级产品出口在中国对外出口中的比重下降。日本在初级产品上不具有任何比较优势。
(2)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中国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中国在SITC6按原料分类制成品和SITC8杂项制品商品上的比较优势显著，尽管RCA指数一直下降，但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比较优势。而日本在这两类劳动密集型商品上的RCA指数都小于1，比较优势较弱。日本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商品比较优势存在的明显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在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等自然禀赋上的差异。
(3)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中国和日本各自具有不同的竞争力。中国在SITC5化学制品及有关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较弱，并且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中国在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商品上的RCA数值一直上升，比较优势逐渐显现，竞争力逐步增强。日本在SITC5类商品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在SITC7类商品上的RCA指数大于1，两类商品的比较优势一直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日贸易关系中，中国初步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一方面在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上仍保持了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在初级产品上的比较优势逐步下降；另一方面在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上的比较优势逐渐显现，竞争力逐渐增强。比较优势呈现出多样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而日本的比较优势则主要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
制成品上。总体来说，中日两国在比较优势上具有较明显差异，从而为双边贸易关系的加强奠定了基础。[5]中日两国间贸易的发展必然会促进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而这一调整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与两国贸易在行业上的互补程度紧密相关。 三、中日两国贸易互补性分析
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表明，一国的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是由该国的生产和供给特征共同决定的。国内学者对贸易互补关系的衡量方法莫衷一是，但有一个共识：如果双方的贸易互补性较小，两国贸易发展的潜力受到限制；相反，两国的贸易如果具有互补性，必然反应为两国双边贸易不断增长，并且可以通过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给贸易双方带来较大利益，同时可以避免同行业的过度竞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产业调整成本。
为了更加深入地考察中日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本文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基础上参考了于津平(2003)[6]、胡昭玲(2007)[7]提出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进一步测算了中日两国在不同贸易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国家i出口与国家j进口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可以表达为：
其中，公式(3)为j国的比较劣势表达式，
为j国k类产品的进口额，
为该国所
有产品的进口总额，W[,k]表示k类商品的世界进口总额，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进口总额。
越大表示国家j在产品k上的进口比例越大，说明该国在此产品的生产上处于比较
劣势。公式(4)中，
代表i国与j国在k类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指数，
,表示用
出口来衡量的国家i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表示用进口来衡量的国家j在产品k
大），而国家j在产品k
上的比较劣势。如果国家i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明显（上的比较劣势明显（
大），则在产品k的贸易上i国的出口与j国的进口呈互补性。
公式(5)中，C[,ij]表示i国与j国的综合性贸易互补指数，它是所有产品（行业）的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W[,k]/W。参考于津平的定义，贸易互补性指数越大，说明i国与j国出口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的吻合度越大，两国间的贸易互补性越强。在世界各国各类产品的比较优势均相同时，该互补性指数为l。这一指数间接地反映了产业间贸易在两国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两国间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大；如果两国间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小。 表4测算了中日之间各类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综合性贸易互补指数。从中可以看出：
(1)从中国出口贸易与日本进口间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来看，中日间的初级产品（主要是SITC0、SITC02、SITC3）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互补效应比较明显，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中SITC8杂项制品的互补指数最为显著，平均水平高达3.06。但应该注意到，此两类互补性指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互补效应已降到极低的水平，如SITC02非
食用原料以及SITC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贸易互补指数别从1996年的1.53和1.10下降到2006年的0.48和0.38。而中日两国机械及运输设备类(SITC7)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互补指数则逐年上升，从1996年的0.38上升至2005年、2006年的0.81和0.78。这反映了中日两国间的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即从以原材料、纺织品等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机电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转移，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移。
(2)日本出口与中国进口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反映了日本出口与中国进口的吻合程度。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特别是SITC7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上的贸易互补性最为显著，且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与日本在一些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如SITC6按原料分类制成品）方面具有一定的产业内互补关系，但SITC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进口互补性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与中国SITC6的出口互补效应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近年还表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这反映出中日双边贸易以基于要素禀赋差异所形成的产业间互补为主，中国以从日本进口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
(3)从中日之间综合性贸易互补指数来看，1996～2006年11年间，日本与中国出口的综合性贸易互补指数虽逐年下降，但平均水平仍有0.97；与中国进口的综合贸易互补指数则稳中有升，平均指数为1.03。由此可以看出，中日之间的综合性贸易互补指数是比较高的，中日贸易具有比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于津平(2003)在构造贸易互补性指数时指出，该指数间接地反映了产业间贸易在两国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两国间的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大；相反，如两国间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该互补性指数就小。因此，
从总体上看，中日之间以跨行业贸易（垂直贸易）为主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如在中日贸易中占有相当比重的机电产品的双边贸易中（据中国海关统计，2007年1～10月，中国从日本机电产品进口占自日本进口总额的50.4%；中国对日出口机电产品占对日出口总额的35.3%），日本的电器、机械设备生产商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从日本大量采购零部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加工后的最终产品再出口到日本。所以，两国之间的贸易以跨行业贸易为主，产业内分工属于垂直型的产业内分工，中国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环节。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1996～2006年中日之间的贸易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中日双边贸易的现状、比较优势以及贸易互补性，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1)未来中日双边贸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中日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对中国依赖度逐渐提高，中国对日本依赖度有所下降。[8] (2)中国在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上具有竞争力，初步实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主要原因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外资的进入不仅带来了资本，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要素禀赋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中国在农业和矿业上比较优势下降，机械电子业的比较优势不断上升；日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上升不明显，甚至出现了下降。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反映了两国产业结构的变迁：中国由农业向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日本出现了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迹象，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基本呈现了Kuznets总结的发展模式。 (3)中国与日本之间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主要以跨行业贸易（垂直贸易）为主。贸易互补性指数反映了贸易双方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之间的吻合程度。两国在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国之间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中日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和互补关系也初露端倪，但中国出口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主。
(4)加强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有利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两国在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很大（胡鞍钢，2001）。[9]无论是中国的出口与日本的进口之间，还是中国的进口与日本的出口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两国的地缘优势、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对双方的产业内贸易和互补具有重要的影响。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可以增加两国的有效需求，提高两国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各自的比较优势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中国在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同时，应主动加快国内产业的结构调整，尽快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逐步加入到较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中。而日本在对华贸易中，必然能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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