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导向是道家的自然观。《黄帝内经》的“素问”部分继续并发展了“气”这一概念，在共同的物质基础对自然现象、人的生理和精神进行统一分析。强调人们处理生活要顺从阴阳四时运行规律，适应季节气候变化，这也正是“道法自然”思想的体现。而《周髀算经》是一部主要以数学方法论证“盖天派”学说的天文数学著作，纯从形、数、时空等概念出发，并无丝毫神秘或迷信意味，其指导思想是把天地作为物质客体来考察的，符合《老子》的“地法天，天法道”思想。北刘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把自战国时形成的农业三要素（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提到了“道法自然”的高度了。并且书中对道家所提出的“气”概念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人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梦溪笔谈》所涉及的科学知识包括十四个部门，并且它阐述的“自然之理”也体现了道的自发性与自然界的统一性的结合。道学不仅促进了医学、天文学发展，而且还促进了中国的数学发展，如朱世杰所著的《四元玉鉴》，着重多元高次方程解法，颇为艰深，其序言则指出它是“精而不杂，自然而然”。
儒学同样也促进了中国天、算、农、医四门学科的发展，《春秋》被儒家奉
为经典,孔子在编修《春秋》时借助褒贬书法,把史学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起来,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春秋》反映出孔子重视人事、安邦治国、经世致用的历史观, 其中所记各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以及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仍然是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如对自然现象的记载,洪水、旱灾、雪、霜、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而很少有迷信色彩。 2.2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对自然界的整体性直觉，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整体性思维模式。协同学的创始人H.哈肯指出：“协同学和中国古代思想在整体性观念上有很深的联系”6。而中国古代“在混沌中生成”的自然观为科学技术应用发展提供“不确定性”的思维模式。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指出：“我完全相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不会再次发生？”[6]中国古代“一分为三”“阴阳交感变易”等的自然观为科学技术应用发展提供了多种思维方式。西方长期以为，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 模式，事物是“非此即彼”的，这种思想分割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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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锁华，梁重言，方志军.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科技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独特性为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重力”。中国文化独特的价值方式具有科学无法替代的人文创造力，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科技产品中，文化含量比重日益增大。科学技术应用中含中国文化特色文化产业和文化经营比重逐年增大。最后，中国文化注重个人自身修养价值观，为科学技术提供了不竭的人才储备。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辨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强调了人有首先自觉心。中国传统文化突出“以人为本”的观念。
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然要将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在新的层面对科学技
术的适应上加以整合，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中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必然要保留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精髓，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成果，把“外源”转化为“内源”，开创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现代化道路。
参考文献：
[1]思想政治工作司. 自然辩证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金吾仑. 自然观与科学观[M]. 上海:知识出版社,1985.
[3]李锦全,曹智频. 庄子与中国文化[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258. [4]伏胜. 尚书大传:卷3[M].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陈云寿. 协同学与中医学[A]. 千古之迹——经络物理研究[M].1988 [6]李锁华，梁重言，方志军.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科技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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