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依然处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的调整变革时期，腐败现象滋生的各种土壤和条件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特别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领域中制度体制机制存在的漏洞，给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大案要案、窝案串案现象仍时有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党内脱离群众、作风飘浮、奢侈浪费的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反腐倡廉工作体制机制方面的薄弱环节依然广泛存在。如胡锦涛指出的：“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概括起来，当前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突出表现在：
1. 西方腐朽的思想文化与我国传统的封建残余思想相互交织，为确立反腐败思想道德防线，营造“不愿腐败”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西方腐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价值观念不断侵入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唯利是图”的腐化思想开始在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滋长，这些思想与我国历史上残余的封建思想，如“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特权思想、“官贵民贱”的潜意识等相互交织，影响着一些思想意志薄弱，政治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干部，成为了“个人专断”思想、“以权侵法”行为、“任人唯亲”现象等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诱因。目前，“千里做官为求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已成为一些人为官之道，许多腐败分子便是这种思想文化的殉葬品。尽管各地各部门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也确立了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两手抓”、互相促进的观念，但一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仍未能彻底根除，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2．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体制制度不完善且制度执行乏力，为确立反腐败机制制度防线，营造“不能腐败”的环境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不完善与制度执行乏力同时存在，虽然通过制度建设防治腐败已被确认为我国防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各单位各部门也明确提出要加强反腐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但现实中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完善，制度执行力度不彻底等问题。突出表现在适应新形势下反腐倡廉要求的制度体系还不完备，有的制度缺乏配套和细化措施，不便于执行和操作；有的制度内容落后于实践，需及时进行清理、废止和修订；有的制度没有及时跟进罚则，导致了执行不力、落实不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各种潜规则大行其道，迫使一些本想认真执行制度的人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各种人情关系盘根错节，许多人打着走关系的幌子，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这些都成为了制度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
3． 我国在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对确立反腐败监督制约防线，营造“不敢腐败”的氛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不到位，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国先后建立了各种监督机构，制定了各种监督制度，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缺陷逐渐显现，一些部门和单位的监督意识还比较薄弱，监督制度在某些方面还缺乏科学合理的设计和安排，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监督工作还不得力的现象仍然存在，现实中，上级难以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内部难以监督、外部无法监督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另外，在监督内容上忽略了对行为的事前和事中监督，造成监督工作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在责任追究上存在一到关键利益就望而却步的现象，害怕“查了案子乱了班子”，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打着保护干部和发展稳定的幌子，能捂则捂能拖则拖，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监督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4． 腐败现象发生的方式不断翻新、领域不断拓展，为有效打击和预防腐败增加了难度。
从腐败的主体看，有的地区、部门和领域已经构筑成以腐败利益为纽带的“地方性腐败利益共同体”、“部门性腐败利益共同体”，一些行业腐败甚至出现了网络化、集团化、家族化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利益集团已成为腐败联盟的重要载体，一些腐败分子在权利部门内结成有领导、有分工的违法犯罪团体，有组织地滥用权利，他们在某一事项的决策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关照，互相利用，结伙作案；从腐败的手段看，腐败方式出现了名目繁多、多元渗透的势头，呈现出多样化、智能化的特点，送卡、送券、送证、提成、回扣等各种商业贿赂无孔不入，一些腐败行为的欺骗性、诡秘性、延续性特点不断增强，用以遮盖腐败的外包装更加严密，导致腐败行为隐蔽性加大，潜伏期延长；从腐败的领域看，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矿产开发、产权交易等领域腐败腐败案件发生率未能有效遏制；高校、医院等单位的案件也呈多发态势，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监管领域的案件在一些地方有所上升，另外，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社会中介组织的扩张，村官腐败和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等问题也开始凸显，腐败现象呈现出向社会基层和新的领域蔓延的趋势，使传统反腐手段的局限性日益显现，为有效打击和预防增加了难度。
5．全球化背景下的腐败现象形式更为多样、危害更加严重，为查处腐败设置了重重障碍。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腐败行为越来越具有“跨国性”、“国际性”特点。一方面，海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案件增多，尤其是入世以来，为了争夺中国市场的份额并逃避中国法律的惩处，一些跨国公司往往采取十分隐蔽的行贿方式，例如：为手握重权的官员子女出国留学提供条件、与官员的亲属开的公司做生意、为官员退休后安排高薪职位等，这些隐蔽的行贿方式为司法机关追踪、确定跨国公司的行贿行为设置了重重障碍。另一方面，跨国洗钱活动日益频繁，贪官携款外逃现象日趋严重。许多腐败分子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密切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后为逃避法律制裁，纷纷携巨款潜逃海外，由于此类案件的侦破和审判存在诸多困难，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面临严峻挑战。
6. 各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在干部群众中不断滋生蔓延，消解了社会公德，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就领导干部趋于腐败的社会心理而言，面对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诱惑，一些私欲重胆子大的领导干部在“心理失衡”、“为公无过”、“法不责众”以及“侥幸漏网”等等社会心理的驱使下，把自己的地位、身份、脸面、尊严乃至党性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统统抛之脑后，纷纷做起“以权换钱”、“以钱换更大权”的名利双收的买卖。还有一些干部认为腐败现象是市场经济的“润滑济”，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成本”，有的甚至还把一地的经济后退归结为某一反腐大案的查处，提出“查处和曝光腐败案件过多将影响投资者信心”，认为“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水至清则无鱼”。在上述种种错误思想的驱使下，一些领导干部也开始走上腐败道路，他们贪污腐化的过程，从偶然到习惯，从心虚到坦然，从少许到大量，从接受到索取，直至走进高墙。就群众容忍乃至不自觉参与腐败的社会心理而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害怕打击报复”的社会心理以及“笑贫不笑贪”羡腐心理，无形中降低了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参与度，提升了群众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另外，我国传统社会中“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潜规则”渐渐成为人们处事准则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中。一些群众对贪污腐败现象虽高度关注并严重不满，但在事关自己或亲朋好友的前途命运时，却往往又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行贿的腐败行为之中，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腐倡廉工作的难度，阻碍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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