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媒介读书报告

《权力的媒介》读书笔记 权利的媒介，此书堆自由主义理论与社会责任学说的主要区别做了评断，即是自由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应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社会责任论则认识到不受限制的自由会带来危险。---来自百度。 其实这本书资料很丰富，记录了美国新闻历史上很多的重大事件，并对其进行分析。他是作者长期在新闻媒介的第一线工作，使得它能够接触到许多媒介背后的东西，能够发现真

实的情况和表面宣扬的情况之间的落差，因此能进一步的触及到本质上的东西。 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从来去揭发资本主义的现实缺陷问题，敢于蔑视资本主义盛行的各种理论，紧紧抓住社会统治权力与具体研究对象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并加以揭露和批判。 作者对于资本主义新闻媒介不是一味的维护，同样，对于社会主义的新闻媒介也不是一

味的持有偏见。当然还有一些对于第三世界的东西。 但是简单的说，全书就是围绕控制与被控制展开叙述的。虽然全书一直致力于描写自由理论主张新闻媒介因为自由，但实际上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这个媒介。究竟是谁控制着

谁，为何控制，控制的后果。这一系列问题让我印象深刻。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两点。

第一， 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他 们并不是独立的媒介，只是在潜在的发挥作用。 那么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现代媒体的力量与危险。 现代媒体是国际政治斗争场上不容忽视的一种力量，特别是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它对事件的报道和传播深深地影响这公众对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所以国家领导人往往会利用他的这种强大的能力来为自己服务。新闻媒介的经济命脉完全受资本控制，新闻媒介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有时候也会因为资本或各方面的问题而向国家领导人屈服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能知晓的。所以，国家政权就是第一只无形手。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其政府与组织通过增加、限制或操纵媒体对新闻的获取，影响新闻的传播。但是美国却对外宣称媒体采访任何人都不

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干涉。 但是媒介反过来又对国家决策和政权产生同样重大的影响。媒介首先在与制造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例如我们看到日本扣押中国船长，我们无需理性的解释变会产生情绪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是一种行为要求。从来压迫政府对此作出决策。这些力量使得领导人在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重大决策面前没有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例如在多数的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的议程仅仅是对新闻内容的反应，虽然政策问题不是媒体内容制造出来的，但媒体的新闻报道优先关注的政策和问题作了重新安排。在媒体激发的这种情绪下，政策制定者像救火队，没有预案和预防措施，都是临时作出反应，这就导致决策的草率形成与实施。

后果则可想而知，尽管国家也有再进一步的采取措施来弥补。 且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络媒体传播的欣慰更具有政治偏见。全球性媒体是配合军方战术威慑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宝贝资产。但是庆幸的是这种传播技术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意志。在中国，现代媒体增加了中国政治和外交进程的客观度和透明度，使得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决策过程。我觉得红果在未来的政治斗争过程中要学会利用现代媒体新环境，争取公众和传媒的支持，制造一个有利于政策形成和实施的支撑和环境。在重大

事件结束后要勇于客观的评估新闻媒体的传播效果。 可见，媒体并不是孤立的，它时时刻刻影响这政治经济也时时刻刻为政治经济影响着。 第二点，所有的新闻体系都赞同社会责任理论，宣称他们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应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但我觉得这个是和国家的软力量有关的。软实力的形成和加强，靠的是规模经济。只有那些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好莱坞片商和时代华纳之类的超级媒体，才有实

力掌握和控制全球影视市场。并且，每个历史时期，伴随着新的传播手段，形成世界

权力的新中心和边缘地带。如今，则是美国称霸世界。 其实在资本主义体系，他们对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存在很多偏见，导致他们的新闻报道并不客观真实。可是由于各种民族冲突，导致美国人民始终相信着自己国家的媒体是最公平

最客观的，因为他们自己被矛盾遮住了双眼。 首先，这是因为美国新闻人员对外国了解的缺乏。例如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的冲突矛盾。作为人，美国一般新闻人员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也是有限的，所以当他们必须处理有关中国的消息、报道或评论时，他们关于中国的知识往往不够，而中国人也没能在恰当的实际通过恰当的媒体把恰当的信息传达出来，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决策中用成见来代替知道。但是，成见中的很多成分是偏见，而偏见往往导致判断和决策的错误。这可谓是盲情的媒主，用猜

测所得的东西来报道成为一篇新闻，无疑不够全面充分和公平。 另外，新闻界乃至全社会的“浅薄爱国主义”也导致这一后果。他们十分热爱祖国。但面对信息却只是盲目的接受而不加以判断。当然这也是因为一种东西的存在更愈发严重。这就是“语言策划师”。在全球化时代，媒体要统一公众的思想，必须与政界和学界联手塑造民意，设置政治议程并制造与政府保持一致。所谓语言策划师，除了传媒界的那些舆论制造者之外，就是那些在总统、参议员或州长身边的宣传和新闻策划人员。他们故意选择某些修辞，或者通过特别强调某一点或面片的报道某一件事。他们熟练的玩弄文字游戏，使得事实和真相变得朦胧和模糊，甚至彻底被掩饰，更强大的是，并不会有人发现他们在撒谎。他们就能

很好的煽动公众，挑起公众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所以美国民众遇到这种事情，他们的心理和思想感情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媒体操控。这样人头脑里原有的思想感情会淡化甚至消失，受众会心安理得的并毫无意识的按照洗脑者的意志设定的方向去思考、动情和行动。于是在媒体说他们为人民的需要和利益服务，应表示愿意为人民提供新闻时，公众相信了深刻无疑的。媒体把新闻报道建构在道德和人格的感召力上，绝不退让，他们把一些符合国家权力集团利益的事情和他们支持上的伙伴都赋予某种宗教性的狂热，他们带着虔诚善意的面孔，使大多数公众无法产生疑心。所以美国人民的浅薄爱国意识告诉他们，一切都不是假的。很多人说他们不会被骗，即使媒体的报道缺乏确凿证据，他们也会毫不怀疑的接受，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国家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选择毫无疑问的站在自己国家这一边，忽略其对错，歧视其他民族，不给他们机会解释。

他们会说，我们的传媒不受政府控制，是独立和自由的，他们不会说谎。西方传媒的却不是政府出钱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新闻报道背后没有政府，没有操纵，没有管制。

我觉得他们国家是通过一只无形的手去操纵新闻的内容来影响舆论导向。 这一些就导致了公众的盲目，媒体的盲目。就向以上说的一样。 所以正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也应该吸取经验。 我们应该制定新的传播和传媒政策，使得各国家各民族各种不同文明和思想都能进行平等的对话。在全国媒体和文化的挑战面前，中国人还应该认识到，大统一的全国文化不代表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是没有緢地的多元文化。只有在媒体上能听到各种不同文化的声音，世界才是平等的社会。此外，还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传播和信息的质量上，而不是放在传播的数量上。

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中国人，应该睁大眼睛了解这一切，并作出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改变，让我们的国家在各国竞争中强大起来。希望有一天能在西方媒体上看到大幅度的对中国的赞

美而不再是批判。篇二：第二媒介时代读书报告 浅议波斯特的媒介思想及现实意义 ——读《第二媒介时代》 “第二媒介时代”的概念是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在其同名著作中提出来的，他把大众

媒介时代区分成两个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出现之前的大众媒介时代为“第一媒介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为“第二媒介时代”。波斯特认为，第一媒介时代是播放型传播模式盛行的时期，是由少数文化精英和知识分子主导的自上而下、由一对多的单向传播，但是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人和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的结合，大众媒介的第二个时代正跃人眼帘。没有了传播中心，几乎人人都可以参与散点的双向交流。同时，一种集制作者、销售者、消费者于一体的系统得以产生，该系统将对交往传播关系进行

全新的构型。 一、波斯特眼中一些经典的媒介批判 （一）人物观点 1、杜亚美：未加深入研究便先入为主地否定媒介，是深层的心理需求，媒介的某个方面

威胁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媒介的判断毫无锐气，沦落为攻击和谩骂。 2、阿多诺：这些人类彻底解放的鼓吹者竟然以技术决定论者的面目出现，工人阶级或民众群体被构型为消极被动且毫无生机，其批判逻辑：（1）、自一战以来工人阶级就一直未能成为一种政治上有效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2)、“文化工业”介于生产关系与政治之间，使辩证法丧失了理论锐气；(3)、资本主义文化之所以成功，一个主要原因是电子媒介，它们将权威声音引入了日常生活。他深陷自律/他律的二元律中，发现现代型主体：要么主体存在；要么主体被“消解”，只剩下一件物体，一群毫无生气的大众。“零度主体”是20世纪文化工

业和法西斯主义双重灾难的产物。 3、哈贝马斯：早期认为，18世纪以来逐渐出现的公共领域最终还是受到电子媒介威胁，其民主化潜能因之失去效力。后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认为媒介将施加于可能交流的视域上的种种限制等级化，同时也消除了这些限制，存在“令人矛盾的潜力”；大众媒介只要单方面规定交流的流向，就会很大程度上增强社会控制的校验，但交往结构本身就内置了解放潜能的抗衡力量。他有限度地承认媒介的“解放潜能”。 4、本雅明：媒介的平等主义推动力，如把艺术品带给人民。但媒介潜在的民主化进展，

按其实现方式完全可以逆转。并不存在任何能确保媒介特定政治方向的自动保证。 5、鲍德里亚：媒介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贬斥着表征的逻辑和自由主义/决定主义二元律，贬斥自由主体的型像。媒介的关键特征是引入一种不符合现代的任何形体的文化原则，还给现代政治的实践和观念造成极大破坏。人们渴望作秀表演和拟仿（simulation）。他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以客体政治中的极度服从和恭顺作为抵抗策略，但

仍然是囿于客体/主体二元律的。 （二）哈贝马斯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的论争 1、共同点：同意社会理论必须优先讨论语言。对社会的早期取向是将之作 为一个行动领域和一种制度结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符号层面的集中关注。 2、主要分歧：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认为西方思想传统是一种主导性的话语结构，是批判的对象；哈贝马斯则认为这是新批判的立足点，力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完成启蒙主义的解放规划。前者呼吁西方哲学传统的结构、人本主义崩溃，不信任元叙事；后者则力求修正与维护。

3、哈贝马斯：接受韦伯、卢卡契的观点，批判工具理性，认为交往行动所在的日常生活领域独立于体制之外，符号的交换无需满足体制对利润、控制、效益的强制要求，因此有可能在交流中批判性使用理性。假定了“真、正义、美”三种有效性宣称（validity claims），认为交往行动包含的理性表现为言说者表述指向上述三者，这是“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而交往理性的根本法则是各方试图达到“共识”。此观点的优点是对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延续性做了辩护，只要求对民主加以延伸，以便为制定交往理性、为批判社会体制侵入生活世界构建一个公共领域。缺点：感到电子媒介交流中缺少它所说的“理性”，却不能阐发其中语言

差异，发现新的可能。 4、后结构主义者们：应当寻求对自律理性个体的特权加以质疑的构型。而德里达的书写、拉康的想象界、福柯的话语/实践、利奥塔的歧见、鲍德里亚的超现实，这些理论都旨在颠覆

主体的旧范式及主体和语言的传统关系。 哈贝马斯仍是理性主义者立场，没能阐发语言以不同模式构建主体的方式；哈贝马斯的主体观仍是先于语言的，所呼唤的“共识”的目的本身就是主导性的一种形式：所有参与者都必须服从更佳论点的权威，该权威必然抹除主体立场差异性，并使某种主体立场稳定化或本质化——因此它就是一种高压统治形式。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批判并未导致一种新政治的产生，被哈贝马斯批为“后现代非理性主义者”，认为他们没有政治议题，没有坚持用以指

导实践的明确规范，没有考察社会的通用视角。 （三）福柯的话语观 话语观点是从福柯《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开始被提出，首先是作为一种反论断被提出，针对那些把书写理解为某一主体的表述，在寻求阅读与倾听行为中的意义时又从词语回到意识的人。“当主体制造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地点、主体能被占据或被给予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说所在领域的不连续性”??“它并不是一个思考、认识并言说的主体庄严地进行的展示；相反，它是该主体的消散以及该主体与自身的不连续性可能得以确定的总体性”。福柯并未给予足够详细明晰的定义，而是多重化了它：“有时用它意指所有陈述的一般领域，有时意指可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意指一种考虑到一定数量陈述的有序实践”。“话语/实践”这个双词组合常被福柯共同使用，也表明他拒绝将话语从“非话语”中分离。话语作为语言被构型为一种权力形式，而权力的运作有一部分是通过语言实现的。话语的权力作用就是对主体与支配结构的关系作如此定位，使那些结构因此能够对他或她发生作用；其主要特点是隐藏了它对主体的构建功能，只在主体已经成为权力受话人（被“质询”）时才显露出来。 二、我所理解的波斯特理论

与第一或第二媒介时代相对的，在波斯特看来是从现代生活向后现代社会的 转化。如果说现代社会所强化的主体是“理性的、自律的、中心化的和稳定的（法律上的‘理智的人’、代议制民主社会中受过教育的市民、资本主义制度下善于算计的‘经济人’、公共教育制度中按分数评定等级的学生）”，那么后现代社会所培育的身份形式与上述身份形式将存在差异甚至对立。波斯特不是简单赞成或否定新的身份形式，而是将之作为客观存在去揭示。

他认为，以后结构主义形式出现的语言学专向，使得理论家可以假定“主体可能在不被‘消解’的前提下呈现为去中心状态、多重化状态、或者呈现为其他状态”，“这一阐释姿态运用到电子传播技术上便能探究现今阶段主体组构的具体模式”，所抱有的态度应该是“对机器、对媒介所呈示的材料的质量以及个体参与者的一般文化水准不抱任何成见”（很明显，这针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精英视角）。这种分析的目的是“揭示主导性的固有机制”，并应该把这些机制“理解为对主体赖以认知的那个过程的干扰”。 同时，波斯特对比评论了和“第二媒介时代”的后现代视角有类似之处的多元文化主义。后者经常与后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力图将西方的种种价值观相对化，当然也就不承认笛卡儿、洛克们所宣称的先于社会而存在的理性自律个体——多元文化主义认为这无非是西方的“文化型像”，绝非什么普遍的不容置疑的东西，西方白人男性的理论思考方式绝非普遍标准的里程碑。它因为对现代性的批判而与“第二媒介时代”观点存在一致性，共同批判产生压迫的主导形式。但是，如我们常在其他相关著作中读到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等关心“我们、他者”二元对立，关心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因此和“第二媒介时代”观点所认为的“主体将去中心化、多重化”存在分歧。波斯特自己也承认后殖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