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 生产性、非生产性、破坏性

第2章企业家精神：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

人们往往认为，一个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经济体必然是偏爱创新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它只会偏爱利润。——Hobsbawm(1969，P．40)

当人们运用各种假说来解释历史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衰退或巨大进步时，总是可以整齐地列举出一系列猜测因素，其中企业家是最突出的一个。如果增长放缓，人们通常认为要把部分原因归咎于企业家精神的衰减(也许是由于文化中“成功需要”的萎缩)。而在另一个时间和地点，大家又用企业家精神的勃发来解释空前的经济增长。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言，本书将提出一系列不同的假说。我们认为，人群当中从来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企业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配置，其中有一些作用并不像我们习惯上对企业家所认识的那样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确，企业家有时是社会的寄生虫，实际上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行动，这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经济中通行的报酬结构。因此，本书的核心假说是，不同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各种游戏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供应，正是游戏规则决定着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对经济的最终影响。

该基本命题如果能够得到证据支持的话，那么它对于增长政策的制定就有重要含义。那种认为生产率问题出自企业家精神的观点是令人失望的说教，因为我们很难对企业家精神的盛衰给出解释，当它衰落时，如何重新唤起这一精神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如果这是政策制定者的任务，他们将束手无策，因为无法得知采取何种手段是有效的。不过，如果说仅仅需要调整游戏规则来引导企业家资源得到更加恰当的配置，那么，政策制定者的任务就将容易得多，而且肯定不会是毫无成功的希望。本书中我们将详细阐述那些可以观察和描述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游戏规则，而且还可能对之加以修正和完善。

2．1相关证据的历史特征

面对第1章所描述的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经验和理论研究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指望能够提供什么证据呢?既然游戏规则的变化通常非常缓慢，那么，要用案例研究法来深入分析我的假说，就不可避免地迫使我运用那些历史跨度相当长、而且包含着千差万别的各种文化和地域的实例。我们随后的分析将建立在历史叙述之上，这一叙述包括了所有主要的经济时期和地区(古罗马、中世纪中国、欧洲黑暗时期、中世纪晚期，等等)，因为经济史学家们几乎都喜欢选取它们来表述自己对创新及其扩散过程的看法。这些实例将被用来说明，不同类型的企业家行为的相对报酬从一个时空到另一个时空往往会发生显著变化，而这给企业家行为模式带来了深刻影响。最后，本书将要提供的实例表明，企业家精神的配置变化对于一个经济体的繁荣与增长存在意义深远的影响，尽管其他一些变量无疑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

当然，所有这些观点都不能说已经是无可置疑的。然而，科学方法的标准原则是，对一个假说的试验证明要通过观察那些该假说试图解释的现象来完成，如果假说不成立，则无法有效地解释这些企业家精神现象。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我才希望能够借助这些实例来论证我的观点。历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困惑于一些史实，比如说，古罗马社会为何没有能够将一些在我们看来它当时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加以扩散并投入广泛的实际应用?然而，在中世纪的巅峰时期——一个进步和变化几乎受到排斥的时期，那些在罗马被冷落的发明却像野火一样被传播开来。我们认为，关于企业家精神可以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行为之间加以配置的假说，能够很大程度地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当然，肯定不能说这是全部的原因。

在进入实质性讨论之前，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本章的内容并没有对经济史带来什么贡献。在此我们并不试图对任何特定历史事件给予解释。此外，我们的分析完全依赖于第二手材料，而且，正如引文所显示的，历史学家们对所有这些被描述的历史事件都非常

熟悉。因此，无论接下来的内容能够提供什么贡献，它大体上只能帮助人们加强理解和扩展企业家精神理论，而不是要改进对被引用历史事件的解释。

2．2扩展的熊彼特模型：企业家精神的配置

本章的分析建立在一个理论模型之上，该模型把企业家的作用有效地纳入分析中，而且，它是一系列重要推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起作用”。它就是著名的熊彼特模型。不过，对于我们的问题而言，它的主要缺点(除了前面一章所提到的批评之外)是很少涉及与此相关的政策见解。为了切实地加强它在这个方面的作用，我们认为需要对该模型略作扩展，以便将企业家精神配置问题包含进来。

熊彼特认为，创新(他称之为“新组合的运用”)除了纯粹的技术改进之外，还可以采取其他各种形式。

这个概念包括下列五种情形：(1)引入一种新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者给一种产品赋予新属性。(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就是在相关生产部门尚未经过实践检验的生产方式，它可以但决不必然建立在科学的新发现之上，而且，它也存在于对一种商品进行商业化处理的新方式之中。(3)开辟一个新市场，这是一个所讨论国家的特定生产部门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该市场以前是否存在。(4)赢得一个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也不管该来源是已经存在还是第一次被建立起来。(5)实现任何一个产业的新的组织形式，像建立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企业家能够同时承担上述一系列任务，这一明显事实说明，理论上可以有效地解决什么因素决定着企业家精神在这些不同任务之间的配置问题。正如传统理论对其他投入品(比如资本资源)在争夺它们的不同产业之间配置状况的研究一样。很自然地，人们会问。什么因素影响到企业家精神在熊彼特所列举的不同活动之间的流动?

熊彼特或他的继承者之所以没有提出这样的疑问，其原因大概是，对企业家资源在上述五种活动中(除了最后一项——建立或打破垄断)配置状况的分析很难有把握得到任何深刻的结论。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来解释企业家活动的转变，比如，从改进生产工艺转变到引入新产品。即便出现这种变化，它对于公共福利、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一般含义也几乎是不清楚的。

为了从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分析中获得更加实质性结果，就需要扩展熊彼特所列举的企业家活动内容，它的主要不足似乎是它还不够充分。譬如，它没有明确地包括技术转移这种创新行为，技术转企业家精神移可以利用各种机会来将业已可行的技术(通常需要做一些改良以使之适应当地条件)引入到某些地理场合，它们对该技术用途的适宜性过去没有被意识到，至少没有被利用过。创新性技术扩散的贡献也许可以与将一种普通的已完成的产品运送到新的地域市场销售所产生的效用进行比较，它是第8～11章要讨论的主题。

我们要讨论的最重要的是，熊彼特对企业家行为所列举的内容可以扩展到包括那些在寻租方式上的创新行为，譬如，发现一种以前没有被用过的法律策略，而第一次使用这种策略的人能够有效地把租金转移到自己的腰包。这样的扩展对于理论分析非常有用。乍一看，建议把这样一种对社会具有可疑价值的行为(我称之为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纳入熊彼特式创新的行列(尽管建立垄断——熊彼特把它也归为主要创新类型一种——肯定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似乎有点令人奇怪。但是，很快我们会看到，这一步对于我们随后的分析极其关键。如果可以把企业家简单地定义为那些机灵而创造性地寻找途径来增进自己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人，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会极度关心那些实现了自己目标的行为是否也同样或多或少地增加了社会产出，或者，就此而论，是否实际上成为生产的障碍。另外，假如可以证明，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一个经济体能够从企业家精神中获得的利益的大小，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取决于这一资源在上述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之间的配

置状况，那么，需要把后一种活动纳入企业家活动系列中来的理由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在此我们不对企业家活动在不同类型间的选择和配置过程进行详尽的分析。我们要论证的仅仅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起主导作用的游戏规则至少是决定企业家行为的主要因素之一，该规则支配着一种企业家行为相对于另一种的报酬水平。如果这些规则阻碍着通过A类活动来获得大量财富，或者说，使得那些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失去社会名誉，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家的努力将逐渐转移到其他活动上，我们称之为B类活动。但是，如果B类活动给社会生产或福利带来的贡献小于A类活动的话，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可能就会相当严重。

作为最后一个准备性说明，需要强调的是，发挥作用的企业家集合可能常常会发生变化。如果游戏规则开始变得更加有利于B类活动而不是A类活动，那么，并不会刚好是同一批人他们将自己的活动从A类企业家精神转变到B类上。更有可能的是，一些拥有更适合于从事A类活动的才能的个人就此退出了企业家队伍，而那些具备适应B类活动的技能的个人则第一次成为了企业家。因此，对企业家在不同活动之间的配置的最恰当描述应该使用琼·罗宾逊分析不同类型土地资源的配置所使用的方法：与拼图玩具的解答办法一样，在拼图中，通过相应情形的拼接，每一块各自都要适合为它们选取的位置。

2．3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规则在变化

现在，让我们考虑本章的核心假说：企业家精神的运用有时是非生产性，甚至是破坏性的，那么，它到底是采取这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还是采取更加有益的那一种?这主要取决于经济中的报酬结构企业家精神——游戏规则。

简单地说，“生产性活动”一词是指任何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的净产出或者生产额外产出能力有贡献的活动。譬如，金融活动由于有利于制造部门的工作从而显然是生产性的，依此类推，任何有助予增加消费者所喜欢的产品和服务的活动都是生产性的，即便该产品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这一概念和古典的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用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完全不同。在本书中，一种活动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并不是必须要从事农业或生产出可见产品，也不必实现利润，它唯一需要的是能够带来正的边际产品，而不管这种活动为了实现该结果是否采用了间接的路径。

那些由各国历史所提供的生动事例似乎相当有力地证明了下列命题：

命题一：那些决定着各类企业家行为的相对报酬的游戏规则，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存在着巨大的变化。

命题二：根据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游戏规则的变化，企业家精神也相应改变自己的配置方向。

古罗马

那些寻求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罗马人所能够凭借的途径是很有启发性的。首先，人们注意到，他们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对财富的追求是毫无保留的。只要不参与工商业，那么，获取财富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地位显赫的个人拥有三个主要的可接受的收入来源：土地(常常以外居地主的身份)、高利贷和可以称为“政治报酬”的收入。芬雷写道：

获取“政治报酬”的机会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在希腊罗马史上，战利品、赔偿金、地方税金、贷款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类没有先例的征敛，以加速状态带来了滚滚财源。尽管这充实了国库，但是更多的财富落到了私人手里。首先是在那些贵族之间，然后依次比例递减，在特权市民阶层、战士以及罗马市的平民之间进行分配??不过，如果把这归类为“腐败”或者“不法行为”，就像许多历史学家所坚持的那样，则可能是误解了整个现象。公元前51年和前50年，西塞罗曾任西利西亚总督，因为为官清廉，到任期结束时，他只得到了合法

的职务收入。它们总计为2200000塞斯特斯，是他本人曾经提到过的足以过上奢华生活的一个年收入水平600000塞斯特斯的3倍多。我们所面对的是社会中与结构有关的一些东西。

那么，谁来经营工商业呢?根据维尼的著作，这是一个几乎全部由自由民来承担的职业。自由民一般由奴隶转变而来，附带说一句，他们往往终身带着社会烙印。的确，在该作者看来，对于那些来自底层阶级的人而言，奴隶身份也许代表了一条发迹的途径。一个聪明(而且英俊)的下层社会成员可能千方百计地把自己卖给一个有钱有势的奴隶主做奴隶。然后，凭借运气、技巧和努力，他逐渐得以接近主人，也许成为他的财务总管(有时也和主人发生同性恋行为)。经过一段时间后，主人会授予该奴隶以自由权并且馈赠其一些钱财，由此他本人也得到了社会威望。自由人把这笔资金投入商业活动，期望等到年迈之际这些财富能够有成倍的增值，这样他就可以仿效上层阶级，到农村购置地产和放贷，以颐养天年。很明显，这种情况绝非少数。

最后，关于罗马人对技术和生产率提升的态度，芬雷认为，“在科学和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几乎是完全的脱节”。他进一步引证维特鲁维斯的关于建筑和技术的不朽著作，在后者的10本书中，只有一两个不起眼的地方提到了如何节约和提高生产率。芬雷随后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企业家精神话说有个人(当然名字已不可考)发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并且给泰比里厄斯(Tiberius)皇帝做了演示，以期获得一笔丰厚奖赏。皇帝问该发明人，是否还有其他人知晓这一秘密。在肯定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后，发明人的脑袋马上搬了家。泰比里厄斯皇帝说，不这样的话，黄金岂不会变得贱如粪土。故事的真伪姑且不论，毕竟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不管是老普林尼还是佩特罗尼乌斯，以及历史学家岱奥·凯思乌斯都没有对发明家向皇帝要求奖赏，而不是找一个投资人将其发明投入生产这一点有所质疑。这样的情形难道不令人好奇吗???我们必须反复提醒自己，从中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在技术、经济及其相伴随的价值体系方面的经历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直到近代对外商品输出才成为一种潮流。有史以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生产率甚至效率，这些一直都不是人们的重要目标。只要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方式能够得到维持，不管如何去界定它，其他的价值就会继续受到人们的关注。

所以，在我们看来，最基本的事实是，尽管罗马的报酬体系让那些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获得了财富，但是同时又通过相伴随的社会身份的损失而抵消了这一收获。经济努力“既不是致富之路也不是其目标。加图之神给他指示了多条赚钱之道，但是它们都是政治性和寄生性的，是依靠征服、战利品和高利贷的方式，而劳动不是其中的一条，即便是企业家的劳动。”

中世纪中国

在中国，就像在大宪章承诺、城镇复兴及获取自治权之前的欧洲各王国一样，君主通常都宣称拥有其领土上的所有产权。因此，当统治者遇到财政困难时，将富裕臣民的财产充公完全是符合法律程序的，而在中国尤其如此。一般认为，这导致那些拥有资源的个人竭力避免将投资变成任何形式的有形资本存量，反过来，这又成为经济扩张的有力障碍。

另外，中国将它最丰厚的财富和声望方面的奖赏赐予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而攀上晋升之梯的社会成员。科举考试完全专注于儒家伦理体系等。成功的考生往往被委以高位，而任何从事工商业的个人都无法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哪怕他由此积累了巨额财富(不过，这些人通常会用这些资源来为子孙后代做准备，以便他们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胜出，从而争取到士大夫官僚体系的一官半职)。换言之，游戏规则似乎严重歧视那些通过熊彼特式商业行为而获取财富和地位的人。成功之路不在于此而在别处。

由于科举考试非常艰难，政府官员(士大夫)很难在本家族内部成功地保持这样的地位超过两到三代。书香门第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和可观的财富来为其子孙准备科举考试，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