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报有美好的希望。在他的心中，现实中的一切都如同理想那样的美好：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天地；人类是了不起的杰作。父亲是一个理想的君主；父母恩爱相处；女友给予他的是坚贞、纯洁的爱情；朋友无处不在。这些，让他有新的看法，他希望以真诚相待的平等关系来代替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关系。他本人还多才多艺，光明磊落，可以说他近乎完美。
但是在剧中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乐观的青年。一系列的意外变故后，特别是父亲亡魂的倾诉后。他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父亲的死亡，母亲的改嫁，叔父的篡位，这一些反常的乱伦的事情的，几乎完全打破了他的幻想。现实世界残忍的丑恶显现出了它的原形。他心中的至高无上的光明世界，顿时变成了一个恶行败德的荒漠。理想和现实的强烈对比，让哈姆莱特变得忧郁起来。怀疑最终成了无情的现实，背后可能潜藏了更大的丑恶，哈姆莱特人文主义的信念也发生了动摇。他甚至对母亲的发出了失望情绪的感叹。他又逐渐看清了在新的国王的统治下，丹麦的宫廷丹麦的宫廷荒淫无度，阴谋成风。未来的岳父作为国家大臣，从不考虑国家大事，拿手好戏就是玩弄见不得人的勾当取悦新王，为此不惜出卖自己的女儿。老同学为了求得主子的恩宠，背信弃义、出卖朋友，甘当密探，甚至凶手。一切的一切，让他陷入了精神危机，他的发疯固然是为了窥测敌人而假装的，但也是他的精神危机的自然表现。
面对社会的罪恶，哈姆莱特敢于正视现实，深入思考，竭力认识世界，寻找出路，哈姆莱特的眼光锐利，对事物的认识非常深刻，判断力也很准确。他还通过对丹麦的认识得出了对世界的认识，由此及彼、有表及里的对显示的反常现象和恶人当道的情况进行了概括，深富哲理性。他开始了新的哲学探讨，包括对人的价值、生存与毁灭，生命的意义、实现理想的道路??他具有一个思想家的特色。
但是，哈姆莱特善于思考的特征也暴露了他优柔寡断、生性软弱、过于谨慎而不善于行动的另一特点，他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却时时感到无力承担，不知如何行动。这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肯定是悲观的。在接受父亲亡魂的托付时，他的决心很大，立即想到了初步的行动是装疯。但是，在两个月后，他还在装疯，并没有完成任务，甚至在他叔父克劳狄斯的面目完全暴露后，哈姆莱特还放弃了复仇的最佳机会。哈姆莱特的精力过多的花费在决定上，反而失去了行动的力量。哈姆莱特是一个明显的宿命论者，直到斗争的最后阶段，他还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决定人的生死胜负，他被旧的思想给束缚了，这样的重担使他在斗争中贻误战机，消极被动。最终，哈姆莱特还是在克劳狄斯的阴谋中与克劳狄斯同归于尽，并没有完成目标，现实在临死的他的眼里还是“冷酷的人间”，他人文主义的理想随之终结。
而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虽然四处防范躲避，左冲右突，但仍逃不脱“杀父娶母”，以至最后自挖双目，自我流浪，就是因为他的命运是由阿波罗预先注定、德尔斐神谕早已预言而无法抗拒的命运缘故。再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群鬼》，梅特林克的《青鸟》，奥尼尔的《琼斯王》，斯特林堡的《鬼魂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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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无论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还是社会悲剧，都是人对其对立物，即命运、性格、社会的挣扎，悲剧的冲突可称为挣扎中的冲突。因此西方悲剧在表现冲突过程中，着重塑造人物复杂的性格，尤其是他们在与命运、性格和社会挣扎中所显露出来的致命缺陷。
三，悲剧效果角度
亚里士多德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悲剧的效果就在于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这种怜悯和恐惧对观众起到一种 “净化”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审美心理的差异使得《哈姆雷特》和《窦娥冤》的悲剧效果也有所不同。
中国悲剧的美学评价：用悲来评价，用眼泪来净化灵魂，迎合人民的怜悯之心。 《窦娥冤》受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思想的影响，悲剧精神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宗旨的。和西方悲剧一样，《窦娥冤》展示了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过程，也可以激发人们的怜悯与恐惧等情感体验，但“更多包含着同情、悲愤和崇敬”。窦娥在剧中是一个孝敬婆婆、心地善良、从一而终的女性，她符合中国伦理道德的要求，并且身世可怜，命运悲惨。这些让观众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怜悯之情，这种怜悯之情的产生主要因为她符合人们心目中正面的伦理道德，对窦娥的同情实质上是人们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因此当窦娥“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时，观众心目中的伦理情感被唤起，这种认同的情感便会立即转化为一种伦理悲愤，即对窦娥苦难和不幸的命运悲伤痛惜之情和对邪恶势力一时得逞的愤怒之情。这种悲愤来自于观众欣赏过程中情感的投入，是主体自身的体验，它必须经过“恶有恶报”来证实自己心目中所信仰的伦理观的合理性，因此，对于恶势力的毁灭观众心理上达到平衡并且由于悲剧人物为伦理正义牺牲而感到崇敬，“从而获得道德上的满足，以达到教化目的”。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是很好的例子，当名妓杜十娘知道委身之人李甲将其出卖后，毅然怒沉无价百宝箱，并随之投身江河，她用死来控诉李甲的无情和社会对她们的压迫，用洁净的江水来雪清她的冤屈，最后李甲疯狂，得到应有惩罚，杜十娘是用美丽的形象来维护自己人格的美丽和尊严。她名垂千古，并不是因为那傲人的美丽姿态，而是因为她那铮铮的傲骨，和永不屈服的倔强！由于中国古典悲剧是以教化为目的的，善的被毁灭并没有给予中国观众最高层次的审美满足，表现“罪恶的胜利”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所要产生的审美情感不仅仅是西方美学家所强调的怜悯与同情，其创作动机除了鞭挞和揭露丑恶之外，还在于讴歌和欣赏善的最后胜利，为受摧残、被毁灭的善昭雪，来惩恶扬善，缓解观众的不平之气。这种形象表明悲剧主人公之所以受难，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忍受苦难那就意味着好人有好报；若不得好报，也就毫无意义。命运越悲惨，忍受的耐力就越坚韧，寄予未来的希望也就越多，这种民族心理状态使中国的观众不能忍受窦娥含冤不报，这是中国古典悲剧的文化功能。 西方的悲剧是引起观众的怜悯与恐惧，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进行感情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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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一开头，作者展现了一幅丑恶的社会画面：国家发生政变、国王被害、阴谋家篡位、王后改嫁、满朝臣子趋炎附势等，世界仿佛到了末日。这种场面首先给我们的是恐惧感，当我们融入角色时，看到种种现实逼迫哈姆雷特不得不装疯卖傻进行复仇，看到他与邪恶力量、不公平的社会的斗争导致悲惨结局（死亡）时，我们体验到他的种种苦难，不由自主对他产生了怜悯之情。但是仅有怜悯和恐惧就难以表达悲剧所取得的审美效果，“使悲剧区别于其它戏剧形式的基本精神在于，悲剧在观众心里最终激起的是一种昂然向上的情绪，观众在经历了恐惧、怜悯之后突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体验到伟大与崇高。”年轻的王子从鬼魂的口中得知父王之死的真相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虽然期间有犹豫、彷徨，但他却从来不曾有过退缩之意，他始终独立承担复仇和除奸重任，直至用生命换来正义秩序的恢复。他不断地思索自己的处境，考虑怎样解决问题。哈姆雷特明白自己抗争的对象、目的和意义，并且通过抗争体现了 “人”的价值。它“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在观赏该剧过程中，随着感到人的渺小之后，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这种崇高感使我们觉得哈姆雷特如此高大，它与悲剧人物的崇高精神相连，在混合着恐惧、怜悯的快感中使观众受到震撼，心灵得到净化。
综上所述，《哈姆雷特》的悲剧审美最终表现为崇高感，力求通过悲剧人物的直接毁灭来达到一种怜悯和恐惧，在悲剧人物崇高精神的陶冶下，灵魂得以净化。而《窦娥冤》则受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有苦乐相继，悲喜混合的特点，他的悲剧价值是是一个从怜悯、悲愤到崇敬的教化过程，体现了中国悲剧特殊的文化功能。
四，悲剧结局角度
中国悲剧的结局是大团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西方悲剧的结局基本上都是主人公的毁灭，其震撼力更明显。
《窦娥冤》是中国传统悲剧，在结构处理上，也体现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善良的窦娥被害过程让我们看到她的不幸和坚忍，她所发下的三桩誓愿让我们看到了她坚定而又无奈的反抗，最后冤屈被平反让我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感。第三折窦娥“蒙冤赴刑场，悲天怨地入黄泉”也是以死亡的模式掀起了悲剧的高潮。但是它并没有像《哈姆雷特》那样以悲剧人物的死亡而立即结束悲剧，而是在悲剧人物死亡达到高潮后，又有了一折戏的叙述，使结尾露出了少许的喜色，即大团圆结局。《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鸣凤记》的献身祭告，《娇红记》的鸳鸯祥云，《清忠谱》锄奸慰灵，《雷峰塔》的雷峰佛圆，《长生殿》的蟾宫相见，《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双蝶飞舞等等，都是团圆的结局，它已成为中国戏曲中普遍的审美现象。《哈姆雷特》是西方悲剧中的典型，表现为“一悲到底”，更强调悲剧气氛前后的一致性。戏剧一开头鬼魂的出现就笼罩了一层浓重的悲剧气氛，哈姆雷特的性格随着整个剧情的发展越来越鲜明，直到乔特鲁德、雷欧提斯、克劳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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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哈姆雷特的相继死亡，一了百了的毁灭，悲剧达到高潮，而且因为这种“毁灭性”的出现使剧情戛然而止。它“强调行动，轰轰烈烈的行动，刚勇地抗争，它的结局是毁灭，往往是双方的毁灭，以尸体加尸体落幕”。 与哈姆雷特一样，用生命来证明斗争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义的人物比比皆是，西方悲剧人物大多如此，如《雅典的泰门》中的泰门、《美狄亚》中的美狄亚、《安提戈涅》中的安提戈涅等等。 五，结语
综上所述，《哈姆雷特》与《窦娥冤》虽然同为悲剧，但貌似而神离。由于中西方文化、宗教和哲学等思想影响，导致两者在悲剧中主人公、悲剧结构模式和审美效果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郑传演，黄蓓《海外戏剧文学史》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年
2，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 1984年
3，阿尼克斯特《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中国人民科学出版社 1981年
4，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朱生豪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 5，智量《比较文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年
6，李靖《东西方的两朵悲剧艺术奇葩》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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