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

毛泽东对朱自清宁肯挨饿不领美国“救济粮”的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错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编辑本段人物怀念

199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记者柏生写的文章《永远怀念朱自清老师》。 文章说：记得1946年，朱自清先生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继续任教，那两年，正

朱自清

好我也在清华大学读书。在文学系里，我选了朱先生的课，大约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史专题研究》、《历代诗选》等课吧！先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当时朱先生因8年抗战中长时间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胃病时而发作，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每次上课，他仍然认真备课写讲义，课堂上板书一笔一画从不潦草。朱先生不仅在课堂认真讲学，课下，还同我们青年学生一起探讨问题。他总是那么谦虚，对我们既循循善诱，又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甚至先生自己写了文章，也常常要倾听同学们的意见。学生写了读书报告或学术论文，朱先生总是认真仔细地加以批改指导，甚至一句话，一个标点，他都从不放过。至今，我还保留着朱先生用铅笔为我修改过的一篇学术论文。 1947年10月中国文学系举行迎新大会，1948年元旦中国文学系在余冠英教授家里举行新年同乐晚会，朱先生都参加了，而且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朱先生对当时从解放区带进清华园里的秧歌，十分感兴趣，他非常有兴致地挤在我们男女同学的队伍里，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而且学习得最认真。当时朱先生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他那种向青年人、向新时代学习的认真严肃态度，令我们十分感动和敬佩。我记忆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场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俗，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表示十分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但我至今内疚的，是那晚不应让朱先生吃元宵，虽然他只尝了一个，但第二天胃病又发作，幸好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朱先生在清华这段时间，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是极为亲密融洽的，他既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慈父。在学生身上，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虽然朱先生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强忍着病痛，为我们上课，阅改论文报告，而且对我们学生运动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支持了。我们学生举办的各种文艺、诗歌晚会，朱先生总是高兴地来参加，而且会上还发表了受到学生热烈欢迎的讲话。

在办学方针上，朱先生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朱先生的主持下，中国文学系制定了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开创新时代文学的办系方向。朱先生自己不论在古典文学、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语文教学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1948年夏天，大学毕业考试结束后，党组织决定调我去解放区学习。离开清华园的前一天，我怀着依恋的心情，来到北院十六号朱先生家里，向他告别。我只说有事要离开北平一段时间，回来后一定再来清华园看望他。多思的朱先生，大概猜到了我是去解放区吧！他凝神地望着我，轻声地说：为什么这样匆匆地走了呢！我无言对答，这是组织的决定啊！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明白地告诉朱先生我是去解放区呢！谁料到这一别竟是我们师生最后的一次会见。记得，那天朱先生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分别时，朱先生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外，还缓缓地送了好几步路，然后伫立在院里望着我。我一面摇着手，一面回过头，望着朱先生，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影子时，我才若有所失地发觉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朱先生1948年8月12日病逝的时候，我正在冀中解放区泊镇学习。大约是隔了一两天，我才得知他因胃病复发，送到北大附属医院，手术后几天便凄凉地病逝在医院的病床上。在解放区突然听到这个噩耗，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独自坐在一间农民的小屋里啜泣着，窗外天阴沉沉的，落着细雨，仿佛和我一样在悲泣哀伤。朱先生那清癯温和的面容，穿着一身淡黄色半旧西装，一手拿着书，一手携杖，慢步走在清华园林荫路上的身影，以及课堂上朱先生一板一眼、认真讲课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不令我深情地怀念啊！

编辑本段人物婚姻

武仲谦(1898—1929），江苏杭州人，在扬州长大。是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朱自清先生的第一位夫人。1916年与朱自清先生结婚。她属于那种中国传统式的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婚后与朱

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合影

自清先生生活了12年。10多年的夫妻生活中，武氏整日为丈夫与儿女们操劳，又时常拖儿带女逃避战乱，积劳成疾，于1929年因患肺病不治而去世，年仅37岁。武氏生育儿女6个。长子朱迈先，其后依次是长女朱采芷、次女朱逖先、次子朱闰生、小女朱效武、小儿朱六儿。朱六儿只1岁就夭折了。对于前妻武仲谦，朱自清先生一直充溢着对她真挚的情爱。在她去世三年后，朱自清先生在自己新婚三月之际所写的《给亡妇》一文，就是一曲朱自清先生与武仲谦的爱情颂歌。

1932年暑期，经人介绍，朱自清和陈竹隐在北平订婚；是年8月底，朱自清赴欧洲游学。从朱自清旅欧期间的日记可以看出，那时朱自清总以为自己年龄偏大，孩子又多，怕陈竹隐有顾虑，因而常常为不能及早收到陈竹隐的信苦恼，可陈竹隐是深深地爱着他的，也爱他的孩子。

1932年7月31日，朱自清从欧洲回国抵达上海。8月4日晚偕陈竹隐在杏花楼酒家举

行婚宴。关于结婚的事，朱自清在日记里记得很简单：

7月31日：到上海。8月1日：早在六妹处。下午访叶圣陶、方光焘（dào）王伯祥三兄，叶圣陶约往味雅小饮。8月2日：昨晚在杏花楼订座，并印请柬。……下午往开明，见叶圣陶夫人，帮同发出请柬。访叶圣陶、王伯祥、方光焘、章锡琛诸宅。方约在功德林便饭，精神殊不佳。8月3日：与方夫妇同赴江湾……访匡互生、丰子恺、姚薰宇。8月4日：晚至杏花楼，客来已多，晤天縻、延陵诸老友。大醉不省人事。

其实婚礼很隆重。且看王伯祥先生的日记：8月1日：“墨林来，谓佩弦已自英伦归，在开明相候，可往晤之。予乃……走开明晤佩弦。六时出，与圣陶、煦先、云彬、佩弦同赴福州路，为定宴地于杏花楼、并在望平街一带接洽印片（请柬）。盖佩弦将于四日与陈竹隐女士结婚也。旋在味雅小饮，至九时乃散。散后复过佩弦旅舍谈，至十一时始归。”8月4日日记：“六时，与谷人偕圣陶夫妇同赴佩弦喜筵。遇互生、惠群、克标、载良、承法、薰宇、煦先等，即同席。余则雪村自南京赶来，延陵自杭州赶来，亦俱足记，他多不识。且女宾多，大概陈氏戚友云。宾客劝酒甚殷，佩弦竟大醉狂吐，幸扶归旅社后即安。”8月6日，朱自清偕陈竹隐乘轮去普陀度蜜月。8月16日回到上海。朱自清8月17日日记：“早访无忌、蔼鸿，见亚子先生，亚子先生约在觉林午饭，饭甚佳、远胜功德林。下午……赴开明晤丏尊，约至聚丰园吃四川菜，甚佳，甚佳。在座有光焘夫妇、圣陶夫妇、调孚、愈之、伯祥、雪村诸君，谈笑甚欢。饭毕至精美吃冰，圣陶作东。”朱自清8月19日日记：“晚愈之约宴于梁园，菜不恶，雁冰亦来。”朱自清的日记比较简单。王伯祥日记较详，摘录如下：“六时半，偕谷人于雨中赴梁园之会，至则主客已毕集，单候予夫妇矣。是夕客甚多，除前日聚丰园原班外，增佩弦夫人之女友，雁冰及谷人，故同坐凡十四人。屋小人挤，热极。九时散归。” 8月20日，朱自清偕陈竹隐回扬州省亲。

朱自清在上海举办婚礼，也可见得他与上海的一帮朋友叶圣陶、夏丏尊、王伯祥、姚雪村、胡愈之、沈雁冰、柳亚子、匡互生等人友谊之深厚。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毛泽东评价朱自清先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北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北大的教授们没法生活下去。国民党就向人们发美军的救济粮。可是，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教授们

朱自清（左1）与闻一多（右2）等合影 宁可饿死也不去领救济粮。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回忆：“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页）我对这件事特别感到亲切、悲愤。事隔十几年了，现在读到这几句话，当时情景还历历在目。

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1948年6月间，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月月在涨，但法币贬值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此时也和广大人民一样难以生活下去。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高等学校知识分子，他们更是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于是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

“美援的面粉”。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声明是这样的：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购物证，特此声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

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

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 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干脆：“不！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 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撰《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 在当时，编印闻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