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伪收买以后，第一个毅然离开了报馆。他也因此陷入生活的围困）的寻梦中，透露出作者对于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②。另外，中国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对立这一社会面貌，构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展开的特定的背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上，小说展示了传统对于现代中国自我围困的主题③，围困的主题不仅在社会制度与机构方面（如点金银行、三闾大学、华美新闻社等）展开，而且在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关系中充分展开。作者更重视在家庭婚姻关系中的世俗方面表现围困主题。方鸿渐起初以为孙柔嘉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订婚时才发现，她“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直似“仿佛有了个女主人”；结婚时，经过赵辛楣提醒，方才警醒，却已深陷围城。从此他们二人陷入受支配于强大传统的琐碎缠绕的日常生活，传统与其守护人孙柔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日益成为方鸿渐的暴君与精神囚笼。方鸿渐最后与孙柔嘉破裂，装备去重庆找赵辛楣，而重庆未必不是另一个围城，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围困。总之，这些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包括在事业上和婚姻上，但残酷的社会现实又迫使他们白忙碌：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却又阴差阳错得到了，但结局仍是一无所获。作者在《围城》最后写道，“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另外，《围城》还注重对社会文化的思考，是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它最真实地描绘了近代中国始产生的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真相。对于他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心灵的贫乏、卑微和空虚，对于他们的种种畸形性格和丑陋灵魂，痛加摘发：满口仁义道德，满
腹男盗女娼的李梅亭；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韩学愈；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三闾大学校长——伪君子高松年；依附官僚，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踏覆辙的汪处厚；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陆子萧和顾尔谦；虽混迹学界，却以在情场上施展手段，争强好胜为己任的大家闺秀苏文纨、范懿；精明、工于心计，在羞缩缄默的外表下，有着“专横的意志和多疑善妒的敏感”的孙柔嘉，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④。尤其是在传统围困中消磨着人生的方鸿渐、赵辛楣等等人，既是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又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蹩脚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片面认识，形成了他们畸形的文化人格。作品通过他们，对中国西式知识分子和中国化了的西方文明，从文化的中、西，现代与传统的多重背景上，从哲学与思想的多重角度作了精心审视。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每每注目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骚动与变乱，注目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关怀被侮辱、受伤害的人们和被剥削、压迫的阶级。唯钱钟书在《围城》中对于现代化途中，中国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与冲突、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尴尬，予以了深切的关注与深广的表现。作者之所以能把这一切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与他学贯中西、广泛借鉴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中，古今中外的警句妙喻、诗词俚语，信手拈来，叙述语言自成特色。就叙事、议论而言，议论成为小说中不可缺少的要素。通过议论，作者由具体生活细节举一反三，言逸斜出，引申至对于社会人生的批评，在表现人生中发挥着批评人生的智慧，蕴含了丰富的
人生联想。作为一部“写人小说”，《围城》表现出渊博的知识储备和极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从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英国讽刺作家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约拿旦·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作品中汲取了养分。有研究指出，钱钟书《围城》中采用了菲尔丁式的夹叙夹议、连类引譬的讽刺性叙述模式，借鉴了《汤姆·琼斯》的“引诱与追求”的情节结构⑤。
注释：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六章，香港友谊出版社1979年版。
②参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2003年6月第8次印刷。
③参见（日）中岛长文：《<围城>论》，《钱钟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④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2页，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谊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
⑤范伯群、朱栋霖：《1898——1949中外文化比较史》，第1060至106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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