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 - 图文

浅谈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

【关键词】 信、达、雅 翻译标准 辩证关系 方法论

一、前言

纵观中国和西方翻译史，翻译的标准历来是丰富多彩，众说纷纭，始终存在着争议，但总的来说，最有影响的还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虽然人们对此标准的理解和看法有所不同，但凡是谈到翻译标准的理论，始终没有脱离“信达雅”的范围，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对严复的翻译思想持肯定态度，或是吸收了他的翻译思想后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他的翻译标准对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此‘三字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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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复与“信、达、雅”

中国在19、20世纪之交酝酿着一场文化巨变，同时一个翻译运动也应运而生，严复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严复(1853-1921)是中国近代学者和启蒙思想家，被誉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大量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被誉为“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在社会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说法。“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故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毋庸置疑，“信、达、雅”却有其独到之处，但“信、达、雅”作为一种翻译理论独步中国翻译界达100年之久却是在世界上绝无先例的。[2] 三、“信、达、雅”之解读

第一，严复本人并不以《天演论》汉语文本为翻译，而称之为“达旨”；而其所以求“信”而外更求“达”、“雅”，是由于需要取得当时的读书人社会认可，以便向专制主义的中国宣传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思想。

第二，严复最初提出“信、达、雅”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是在译《天演论》时，深感自己的局限，感叹了翻译三难“信、达、雅”，他本人并不真以“信、达、雅”为翻译的金科玉律，反倒是警告后来者不要学他，不要拿他“达旨”的译本做“口实”；

第三，在鲁迅看来，严复并未把“信、达、雅”坚持到底。指出严译《天演

论》系取法六朝的“达”而“雅”，后来的严译系转而取法“唐则以‘信’为主”的翻译办法，因而很可能“粗粗的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可见其不“达”之甚，“雅”就更加无从提起。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严复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在以后的翻译中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放弃了“雅”，改而以“信”为主，这些都表现在严译《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浅说》等作品中。[3] 四、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和辩证关系

从严复对信达雅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要主张的信是要意义不背本文”，强调了忠实原文的重要性；达是不拘泥于原文，使译文能够准确传达原文的意思(达旨)；雅是尔雅，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这就是严复翻译标准的主要思想。[4]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之所以到现在还影响很大，除了经受过时间、时代的考验，还在于这三者的合乎逻辑的关系，为译者所接受。严复首标“信”义，要求意义不悖原文，这是为翻译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但它与创作还是有区别的，不能不顾原文，一味臆造。所以，在翻译时，要强调信。“信”与“达”相辅相成。严复并非追求某种一般科学的准确性或追求某种绝对的真理。在通常情况下，他坚持“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而在特殊情况下，他又可能以“达旨”辅之，这些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此，直到现在仍然被广泛采纳。一个认真负责的译员在翻译时应力求同时做到这三条。正如鲁迅所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方面，一面当然力求其解，一面保存其原作的丰姿”。翻译能同时做到这三条是非常理想的。但在实践中，常常出现“信”与“达、雅”之间相矛盾的情况。在不同领域，由于翻译作品不同，要求不同，对这对矛盾可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对这两方面会有不同的侧重。在翻译时，要把“信”放在“达、雅”之前，同样要求译员不能够机械地狭隘地遵循“信，达，雅”的标准，要灵活地、因地制宜地运用。而且，严复所遵循的完全不是现行的狭隘的“信，达，雅”的翻译观。这同样体现了“信，达，雅”标准能够经久不衰的要旨。林语堂称：“忠实标准——译者第一的责任。”与此同时，尽量兼顾“达”、“雅”，使译文通顺，明畅，优美，做到译出的中文符合中文的习惯，像中文。译出的外文像外文，符合外文习惯。如果不能兼顾两方面，译文歪曲了原意，文字再优美，句子再通顺也没有用。另一方面，文字晦涩，句子不通，译文难懂，也达不到传

达原意的目的。“信”与“达”，“雅”是一对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翻译时，应力求做到两者兼顾，使译文尽量符合“信”，“达”，“雅”三条标准。[5] 五、对“信”、“达”、“雅”的评价

既然“信达雅”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独特的作用，那么为何还有人对它持有异议呢？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严复的“雅”从今天的时代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另一方面也与一些译者片面割裂“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关。[6]

艾思奇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信”、“达”、“雅”三者之间的关系。“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对“信”的关系如同属性对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是第二义的。“信”、“达”、“雅”三者并非是并列关系，也不是递进的关系，三者是分层次的，三者之间是存在第一义与第二义之分的。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对“信”、“达”、“雅”的解释有其正确与可取之处，文中指出了“达”与“雅”之间的关系，例如：“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己也。”但是，严复在文中没有指出“信”与“雅”之间的关系。另外，严复在文中强调“雅”是对的，但是，他所谓的“雅”是使用汉代以前的句法、语法进行翻译，“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这种追求译文语言本身的古雅是不可取的。“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这也是后世对严复有争论之处。[7]

然而就象后辈对于“雅”的理解和阐释已经完全背离严复的初衷一样，其实完全可以视之为与原文在体裁及措辞方面保持一致则为“雅”。如原文是业务信函，则译文须同样用词规范、客套；若原文为产品说明书，则译文须同样浅显易懂；若原文为法律文书，则译文须同样庄重严谨。如此，则“信达雅”的适用范围则更宽广许多。时代变迁了，世风变化了，对“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不应该抱残守缺，只看一面。只要用发展的联系的视角看待，严复的“信、达、雅”就会被注入新的活力，仍然能很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9] 六、总结

严复译理方面的睿智和卓识，见高于世，杰然自立。“信达雅”学说具有强固的奠基意义。虽然“信达雅”翻译学说缺乏科学的精确性、深刻性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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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切合实际，反映了翻译的内在客观规律，而且易于掌握，因此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国译界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丰富，我国的翻译家必定会对严复的翻译说注入新的生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