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传播应该服务于有序社会的建立及巩固。‘有序’意味着社会角色的多样性，意味着社会财富级所提供的其他利益的不均衡分配；‘有序’还意味着等级制度和阶级界限的永恒不变。”
确定性文化是知识分子想要向受教育者传达的内容，“‘文化’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统治方式的‘园艺方法’的构想及其实践”，文化被发现经历了一个从怀疑论、相对论中转变为确定性的过程。“文化和文明概念的出现，宣告了‘新的确定性’的来临。”“‘新的确定性’的基础就是权力与知识的结盟。”与此同时，为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意识形态应运而生。某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离不开国家或政治的需求，但是在曼海姆看来，知识分子的使命及权利是站在普遍性的认知视角：“对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进行裁决，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片面的、怀有偏见的世界观”，知识分子应该重新回到“立法者”的角色。
现代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是“把他们的生活模式，投射到‘美好社会‘这一巨大的屏幕上”，这就是他们的现代性规划。不过正像文中所说，“在曼海姆的时代，全景式的、训练有素的官僚制度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行政管理的坚固的、安全的技术基础，它没有为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绝对真理’的存在，为开明独裁者的存在，留下任何余地”。
五、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变
立法者没落有两个因素：1.“现代权力的例行公事化的事实，可以被认为（事实也是如此）是训练有素的专家被官僚主义政治所取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侵权的行为——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他们生来就视为属于他们自己的职能与资格。”2.“迄今为止，现代世界产生的种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够对源于知识分子实践的那种期望给与响应。”或者说，“没有一种模式会使社会朝着有利于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的方向发展”。
这些因素导致了传统知识分子自信的丧失，“如若不是那些曾为欧洲优越论提供理论的人自身自信下降的话，那么，光靠那些变化本身是不会产生对与‘绝对基础‘的信念危机的”。“权威性的丧失并必然导致国家的衰弱；我们只是看到国家能够用更好的，也就是更加有效的方法维持并巩固其权力；权威性是多余的，因而专职于维持权威性的这类群体也是多余的了。”
作者以“美学”领域发生的变化——趣味的判断标准——为例来说明在后现代型社会中，多元主义已不可逆转。面对多元主义，以盖尔纳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选择一种知识增长型的社会（这种社会大略是以一种原子式个人的行动策略为基础的），在我们来是更好的选择”，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在这个令人绝望的多元世界中，知识分子或许能够学会扮演一种对社会威望进行权衡的角色，并且得到立法者角色曾经拥有的利益”。
“由于多元主义是不可逆转的，不可能出现全球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现存的各种Weltanschauungen均牢牢地根植于各自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更准确地说，建立于各自的自主性权力制度的基础之上），各种传统之间的交往，成为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在各种文化传统之间进行译解的专家，这一类型的专家处在了当代生活所需要的专家群体的核心地位”，“鉴于历史传承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智慧与技能，后一种类型的回应
方式都指向一个知识分子可能有效扮演的新的角色，这就是阐释者的角色”。“在各种共同体（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知识分子应邀履行阐释者的功能；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内部，他们依然行使着立法者的角色——现在，他们的职责是在意见不同的场合下，进行裁决或公断。”
六、两个国家，两种标志，其一：被诱惑者；其二：受压抑者
作者以“清教徒之死”为切入点描述了知识分子在后现代型社会成为主流的世界中的状况——“凌驾于这一个被制度分割成碎片的世界塔林之上的，是新的提供验证的元权威：市场，他用价格与‘有效需求’掌握着区分真假、善恶、美丑的权力”，“市场用一种实用的评级标准——可以被量化的需求来衡量文化的标准，从而使文化经营成了众多的‘具有不同的趣味的利益集团’中的一个，这些集团为了消费者的光临而相互竞争”，高雅文化被简便易行的大众文化所取代，为了简便易行，新产品不断被引入，“随着新产品的引入，人的技能被破坏了”，“新产品的被接受需要重塑环境”，“由缺乏社交技能而产生的对可市场化的物品和服务的依赖，很快便转变为一种对市场的从属”。
被诱惑者即消费者。“消费者时代的来临，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核心统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新的统治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
受压抑者即新穷人——“大量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只是偶尔打点短工的工人”；“穷困潦倒的人、残疾弱智者、肄业的缺乏技能的人，或者从最新的技术革命中被淘汰的人”；愈来愈多的依靠补助或福利来维持他们肉体的生存的人。
在消费者统治的后现代型社会里，资本已从劳动中得到解放，“它使参与生产劳动的人数愈来愈少”，使这些被淘汰的人成为“新穷人”，使社会的其他成员成为了消费者。“新穷人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因为他们并非被剥夺者”，“社会救济法及其实践的根本后果就是，穷人失去了任何的权力。他们权力的被剥夺，也就意味着这些接受救济者被阻挡在消费者社会的门外，无法再一次回到消费者社会中去”。“新穷人是消费者市场的产物。不是由于消费者市场的‘功能性障碍’，而是因为它的存在方式和维持方式。”
我很欣赏鲍曼对于被诱惑者和受压抑者的产生过程的描述，但我并不赞成其对这两者所处的地位所作的结论。
消费者统治着世界吗？正如其对消费者描述的，他们是“被诱惑者”，他们是市场的从属，市场是没有意识的大脑，指挥着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和物，市场活动永远不会停止，停止即毁灭，但是在这个没有善恶之分的大脑中，长出了一根具有意识的神经，这根神经有自己的偏好，希望市场的活动朝着自己的期望进行，当然它无法左右市场，它和市场一起扮演着导演的角色，这根神经就是政府。因此，我认为统治世界的是市场和政府，消费者永远是被引导者。
新穷人不具有革命性？作者为了辅证这个观点还举了两句名言，新穷人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因为他们并非被剥夺者（哈贝马斯），他们在政治上不起作用，因为他们是没有劳
动可以撤回的，他们被剥夺了讨价还价的权力（奥菲）。什么样的人最具有革命性？《共产党宣言》写道：首先，工人受过教育；其次，工人住在城市，容易集中；第三，工人受剥削最深。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里，不断的被资本和新技术挤出和淘汰下来的工人成为了新穷人的主力军，并且呈增长趋势，他们受过教育，而且住在城市的贫民区，容易集中，更重要的是他们受压迫最深，因为他们连被剥削的资格都没有，因此，他们完全符合最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的特征，只是以新穷人不是被剥削者为由就否认其革命性是不科学的。
七、结论
在书的最后，鲍曼向我们展示了处于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处世的策略：1.现代立场——知识分子要使自律、自我完善和真实性这一些最高价值从市场统治所强加于它们的暴力下分离出来，要使社会系统的合法化问题再次成为公共讨论的实质，一旦这种讨论普遍兴起，必然会随之形成一种压力，以要求社会系统根据人格取向的价值而不是根据商品化的实现程度，根据实践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来使自身合法化，将现代性规划进行到底。2.后现代立场。（1）找到“推动力本身”，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找到这一群体及其发源地，说服他们并使之成为“推动力本身”，以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2）彻底放弃一切整体性规划；（3）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与艺术领域继续扮演立法者的角色；（4）由“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
就我个人看来，我更赞同鲍曼后来的“流动的现代性”观点。在每一个时期，现代与后现代都是存在的，只有谁是主流谁是非主流之别。那么，立法者与阐释者也都是存在的，只是在现代型社会立法者的光辉遮住了阐释者，在后现代型社会阐释者比立法者更容易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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