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晔《吴越春秋》和袁康《越绝书》，都是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记录基本史实外，还虚构荒诞离奇故事，采用神话和民间传说。 《吴越春秋》前后连贯成篇，《越绝书》各篇相对独立。 《吴越春秋》集中记述吴越争霸，《越绝书》还有地理、占气等专篇。 《吴越春秋》主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以灭吴雪耻的故事。
第三章 汉代辞赋 汉代辞赋作品：
1. 骚体赋：抒情为主，体制基本与先秦楚辞相同。一般称为“辞”“骚” 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
严忌《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王褒《九怀》 班婕妤《自悼赋》班固《幽通赋》王逸《九思》蔡邕《述行赋》
2. 散体大赋：状物为主，铺排摹绘，夸饰文采。大赋或汉赋的典型。 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赋》《校猎赋》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
3. 抒情小赋：句法类于大赋但篇幅短小，抒情成分极大增加的赋作。 张衡《归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
赋——特殊文体。非诗非文，是诗文的综合体。《诗经》、楚辞、先秦散文都是孕育赋的源泉。 作为文体名称，最早见于荀子的《赋篇》
贾谊——汉代第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 骚体赋作：《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
特色：抒情述志、情感浓郁。以文为赋，率直而少致。
枚乘对辞赋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七发》《梁王菟园赋》《柳赋》
《七发》标志枚乘开创大赋的典范作品。 大赋文体的基本特征： 1. 铺叙描摹，夸饰渲染。 2. 失去真情实感，客观描述。 3. 遣词造语走向繁难华丽。 4. 以主客问答形式结构全篇。
司马相如——把大赋创作推向高峰。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虽有二名，实为一篇《天子游猎赋》。 创作意图：讽谏，但并不突出。
作品绝大部分是对诸侯天子园囿的铺排夸饰，点缀讽谏之语。 采用问难体式，整齐排偶的句式。 丧失真情实感，空间极度排比，直接单纯铺叙摹绘为主要表现手法。遣词用语更加繁难僻涩。 小赋《长门赋》，为失宠陈皇后而作，抒发自己的悲凉感受。
扬雄——《蜀都》《甘泉》《河东》《校猎》《长杨》五篇大赋，铺排夸丽 扬雄大赋体现的特色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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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拓展题材领域。写祭祀，开拓文学史上京都赋的先河。 2. 加强大赋“劝百讽一”的劝的色彩。
3. 篇幅相对缩短，描摹集中。表现手法含蓄委婉
西汉中后期的辞赋：
骚体：董仲舒《士不遇赋》刘彻《李夫人赋》刘歆《遂初赋》班婕妤《自悼赋》 赋体：东方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王褒《洞箫赋》
董仲舒《士不遇赋》直接抒发内心郁愤。
汉武帝刘彻《李夫人赋》是情思浓烈的怀人之作。 刘歆《遂初赋》——汉代“纪行赋”的开山之作
班婕妤《自悼赋》抒写从入宫到遭贬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和感受，深刻细腻，十分感人。 孔臧的《杨柳赋》《蓼虫赋》西汉中期比较优秀的咏物小赋。咏物托志。 王褒《洞箫赋》，咏物赋到了王褒有重大发展，王褒以萧自况、抒发情思。艺术表现上有了质的飞跃。全文之描写乐器和音乐，完整集中。开创全文写音乐的先河。
东汉辞赋的发展演变
东汉时期，辞赋创作仍然有骚体和赋体两种类型。
骚体：班彪《北征赋》冯衍《显志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蔡邕《述行赋》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代表以京都为题材，创作铺张扬厉的大赋。 东汉中期以后，赋体创作向着贴近现实人生、篇幅短小和抒情言志的方向发展。 班彪《北征赋》感古伤时，摹绘悲凉景物。 冯衍《显志赋》表达隐居高蹈的志愿。
蔡邕《述行赋》记叙途中所见，借古讽今，抒发不平之情。
东汉赋体文学的创作，呈现为由大赋向抒情小赋的发展变化。 成就最高、影响巨大者，是班固的《两都赋》 赋作以“西都宾”“东都主人”互相夸耀辩难结构全篇，描摹西都的形胜巨丽，铺叙东都的礼乐制度之美，两相比较，表达班固尊崇礼义制度而排斥形胜奢华的思想。 《两都赋》中的新内涵：
题材内容上，着重写京都，铺叙京都观念。极大加强讽喻劝导的篇幅。
东汉中叶的张衡，在赋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作家——大赋作品《二京赋》 《二京赋》假设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辩难，安处先生批评西京生活奢侈，歌颂东京崇德尚礼。 模仿班固《两都赋》，展示都市生活全图，规模容量和篇幅都超过前人，是汉代京都赋极致。 张衡《归田赋》——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
性质短小，语句清丽，抒情鲜明，标志汉赋创作倾向的转变。 张衡之后的抒情小赋作家——赵壹《刺世疾邪赋》、祢衡《鹦鹉赋》
第四章 汉代诗歌
乐府——本事上古掌管音乐的行政机关。魏晋之后，人们把乐府演唱的诗歌也称为乐府。 乐府职能：有采集民间歌诗、组织文人制作以及负责演唱等。
较早对汉乐府进行分类的是东汉的蔡邕，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是最受推重的乐府分类。 汉乐府包括：贵族创作、文人创作、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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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乐府的精华民歌大多保存在《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
汉代乐府民歌的文学成就 倾诉生活艰难、漂泊流荡：《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艳歌行》《悲歌》 《东门行》揭示民众无奈走上反抗道路。 反映人民厌倦战争：《古歌》《战城南》《十五从军征》 讽刺达官显贵：《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 抒写爱情、婚姻——汉乐府最有影响的：《江南》《有所思》《上邪》《艳歌何尝行》 《陌上桑》写采桑女亲洛夫的坚贞、聪慧。
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抒写人民切身情事，情深意真。
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点：
1. 叙事增多，多数有情节，还描写人物形象。 2. 抒情真挚浓郁。善于比兴、描写。
3. 形式上变为以杂言、五言为主。节奏、韵律富于变化。语言质朴浅白，使用口语。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南朝徐陵《玉台新咏》，题目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汉末建安时人所作，乐府诗歌中最长的叙事诗。
叙写一对恩爱夫妇受到礼教的逼迫而分离，最终双双双殉情的悲剧。
五言诗的起源
《诗经》中少量出现，春秋战国期间也偶见五言形式。西汉时期的歌谣和乐府诗五言成分很大。到了东汉，乐府诗出现成熟的五言诗。 最早——东汉应亨、班固的五言诗 应亨《赠四王冠诗》、班固《咏史》
《古诗十九首》——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最早见于《文选》，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大约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的东汉后期。 《古诗十九首》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离情别绪、人生失意、无常之感。这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能超越时空界限，引人共鸣。 《明月何皎皎》《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
艺术成就：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1. 最鲜明特点——言有尽而意无穷。
《行行重行行》思妇游子之情。情感具有普遍性，容易引人联想。往往采用比兴手法，留下更多想象空间。
2. 质朴自然，不假雕饰。 感情诚挚，信手拈来。
3. 景物、情境、情思切合。情景交融、浑然圆融。 《明月何皎皎》白描手法刻画游子难以入睡的情境。 通篇使用比兴《迢迢牵牛星》。写牛郎织女传说，表现现实游子思妇离情。 象征手法创造圆融境界《西北有高楼》。
4. 语言浅近自然，精炼准确。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5. 多用叠字。《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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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五言诗——苏李诗，并不是苏武、李陵的作品。写离别，情感沉郁。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考试比重20%） 第一章 建安风骨
1. 建安诗坛，即汉末魏初时期文学，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在中
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掀起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形成“建安风骨”时代风格。 2. 建安时代，动乱使人积极进取又叹息人生无常，形成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的风尚。 3. 诗歌创作完全抒怀，有强烈主观色彩。 4. 形式上五言诗成熟，词采华美。
5. 代表诗人——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女诗人蔡琰。曹操、曹植成就最高。
曹操——古直悲凉、慷慨沉雄
开创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多用乐府旧题写新事。表现高远志向、坚定信心。 《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激发读者积极向上的奋进精神。
曹丕，博学多识，感情敏锐细腻。
《燕歌行》——最早的文人七言诗，乐府新体制，中国诗学新纪元。 逐句押韵形式。表现思妇在漫漫长夜中牵念夫君的无限情意。 曹丕诗歌语言绮丽工练，抒情细腻深婉——风格：纤丽清新。
曹植，聪颖过人、任性而行。
以曹操死为界，曹植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抒发理想抱负的宏伟之作。《白马篇》：青年英雄机智勇敢英勇卫国的精神。 后期：壮志难酬、备受压抑的心情。《赠白马王彪》：悲愤抑郁、慷慨悲歌。
艺术成就：曹植是建安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也是现存建安诗人作品最多的诗人。 1.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华丽绮焕、浑厚雄健的艺术风格。 2. 诗歌语言华美表现在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声色中。 3. 注重对称回环之美、语言锤炼。
谢灵运赞曹植“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 钟嵘说曹植“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前期创作：反映动乱社会现实，抒发忧国忧民情怀。
后期创作：拥护曹氏政权，表现建功立业抱负，通过游宴赠答形式表示。 孔融成就主要在散文，诗歌成就最高者为王粲、刘桢。
王粲——七子之中诗、赋最佳者。
前期：抒发志士怀才不遇的悲愤，反映战争引起的凄怆——《七哀诗》
后期：因北方统一，事业有成，更多表达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从军诗》 艺术特点：抒情深切，慷慨悲哀，文辞秀美，局面阔大。
刘桢《赠从弟》三首，刘勰评之为“言壮而情骇”，元好问喻“虎生风”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精彩对话表现劳动人民苦难，沉痛悲切，文辞秀美。
阮瑀《驾出北郭门行》乐府诗，咏史诗改变班固“质木无文”面貌，开启后世左思咏史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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