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决策失误率为5%,我国的却为30%,分析我国决策失误率高的原因

1 国外的决策失误率为5%，我国的却为30%，分析我国决策失误率高的原因？

1.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和确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国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成效。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事关系和政社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一些权力下放到地方以后，又过分地集中于地方的党政机关，特别是集中于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1]

权力过分集中为什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呢？第一，“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2]第二，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手里，必然导致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3]第三，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手里，容易导致权力的专断和腐败，也难以对权力，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进行适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第四，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手里，容易导致“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履行，互相推诿？？”[4]等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决策失误就难以避免。第五，权力过分集中，在权力运行中必然导致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说官话，形式主义盛行，文牍主义泛滥，使下情难以准确及时地上达，上情也难以及时准确地下达，其结果必然导致决策信息系统的失灵。

2.我国干部人事管理中某些不科学、不合理的管理机制 干部人事管理机制对决策失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不科学的政绩观和政绩考核标准，不仅诱导各地简单地追求GDP，在决策中忽视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使一些干部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献礼工程”、“首长工程”，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二是以政绩论英雄，重政绩选干部，必然导致“彼德现象”。即依据政绩选拔干部，必然导致一个人一直晋升到他的能力所不及的位置，其晋升才告结束。与此同时，管理工作中之所以出现不科学和低效率，是因为一些人正在从事自己能力所不及的工作。一些领导干部的能力与职位不相适应，而又急于干出政绩，其结果必然是“无知+权力=失败”。三是一些地方在选人用人上的潜规则和腐败现象，不仅导致庸人当政，压抑了人才，使人才无所用其力，而且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败坏了社会风气，扭曲了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和正常的上下级关系。甚至有的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和“尽忠”，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权力的运行很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

3.某些领导干部素质不高

众所周知，领导者素质高低，对决策科学与否具有直接的影响。一些领导干部素质不高，主要表现：一是缺乏责任意识。有的领导干部虽然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但缺乏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负责精神。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保位升官是第一位的，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为此，他们的主要心思是搞好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对工作则是推着干、应付着干或者做表面文章，不讲原则，不顾大局，不思进取，不负责任。二是缺乏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这在新形势下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正因为一些领导干部缺乏这“三种意识”，导致一些党政机关存在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如：新建、扩建办公大楼，建设豪华楼堂馆所，以公务接待为名大吃大喝，以学习考察为名游山玩水，以培训为名出国旅游，等等。“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群众反映强烈。”[5]缺乏“三种意识”，是导致一些地方和部门决策失误，造成社会无谓成本增加的重要的主观原因。三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现代管理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科学决策能力不强，致使一些领导干部在决策中，仍然是凭经验、凭感情办事，以致于出现一系列所谓“好心办坏事”和“交学费”等现象，群众把这些干部讥讽为“三拍干部”，即“遇到问题拍脑门，上级面前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调离)”。这样的人坐在领导岗位上，就如同不会开车的人驾车上路一样，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

4.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不高 为防止决策失误，中央明确提出要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这是防止决策失误的重要途径。但在现实中，一些领导机关只是将这句话作为一句口号，并未认真地去落实。表现在：一是许多领导机关至今未制定科学、严密的决策程序。需要决策时，不管大事小事，仍然是一把手说了算或看一把手眼色行事。二是一些领导机关在决策前，虽然也请了一些专家进行“咨询”，但往往只愿意听专家的顺耳之言，不愿听专家的逆耳之语，从而使专家咨询流于形式。三是在一些地方，决策民主化缺乏科学的界定，有的明显带有“作秀”色彩。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缺乏严格的制度性规定，使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装点门面的花瓶，使决策仍然是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决策的失误。 5.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的重要主体之一。政府决策过程，实际上就是公共权力的运用过程。对这一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就难免使公共权力脱离正确的运行轨道。而决策一旦失误，又无人承担责任。据《人民日报》披露，2003年1月至2007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9351件，涉案35011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这仅仅是冰山的一角。最高人民检察院分管反渎职侵权案件的副检察长王振川指出，从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发现和查办渎职侵权犯罪的数量与实际的发案状况相差悬殊。[6] 2.第一，随着信息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与信息有关的大量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对于这些问题，急需从伦理学角度进行研究。

第二，与社会信息化有关的一些新学科已经出现，如信息经济学、信息哲学等，这些学科在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中，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伦理宵也理应有自己的位置。

第三，世界正面临世纪之交，社会正面临着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演进，伦理学也正面临着新的分化和综合。对新的伦理观念和范畴的提升和理论概括，从而产生新的分支学科，对伦理学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