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小说的自传性?
如何看待小说中人物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之关系? 小说涉及的题材是否道德?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三、歌德的诗剧《浮士德》 《浮士德》(Faust)创作情况简介
悲剧主人公浮士德源自十五、六世纪德国的炼金术士和魔术师传说
一五八七年Johann Spies编辑的《魔术师浮士德博士传》出版,广受欢迎,屡次再版,并被译为外文; 一五八八年,图宾根大学学生将浮士德故事改编成韵文故事出版,流传至国外; 一五九九年,Georg Rudolf Widman又加上上古传说,编成三卷故事出版;
一六七四年,纽伦堡的医师Nikolaus Pitzer将此书改作后重新出版,歌德写作《浮士德》第一部时曾利用过对此书; 一七二五年,化名基督教信徒(Der Christlich Meinende)的作者将此书改成缩写本出版,颇受欢
一五八八年,英国剧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根据流传到英国的施皮斯编撰的浮士德故事改编成剧本《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出版,对浮士德持肯定态度;
马洛的戏剧十七世纪初由英国的旅行剧团到德国各地巡回演出。后来又由德国人改编成道地的德国戏,由旅行剧团往各地巡回演出,同时将其改编成木偶戏
莱辛在其《文学书简》第十七编中指出,把浮士德作为戏剧题材具有很大价值,并且动手创作过浮士德剧本,惜未完成——歌德可能熟知莱辛的构思,并从中获得启发。
歌德自二十五起开始创作此书一七七三(一说一七七四)——一八三一,历时约六十。
《浮士德》内容简介 一出悲剧:浮士德的人生悲剧
两个赌赛:梅菲斯特分别与天主和浮士德的两次打赌
五种追求: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事业的悲剧 人物形象分析 浮士德(Faust)
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 格蕾琴 浮士德
浮士德身上兼有神性和魔性,介乎上帝与魔鬼之间。如果他不断地追求知识与真理,追求美善的事物,追求高远的理想,就会上升到灵的境界;如果他贪图享乐,胸无大志,碌碌无为,且执迷其中不能自拔,就会坠入魔道,走向堕落。歌德认为,沉沦和进取的双重引力在浮士德身上并不对等,他的神性要强过其魔性,他的本质的、主导性的一面是自强不息、发愤进取、永不满足、积极向上,这就是所谓“浮士德精神”。浮士德一生是神性和魔性矛盾斗争的过程。
歌德通过浮士德的追求
浮士德的理想
缔造一个自由的人类社会。
浮士德精神
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
词源来自希伯来文,其形体、本事是北欧传说中的魔鬼和《圣经》中撒旦的混合体。
1.总体而言,梅菲斯特代表否定的精神,是恶的化身。正如上帝所说,他是“自我否定的精灵”,他也自称“惯于否定”,“被称为恶的一切,/正是我的本质特性。”从哲学意义上讲,否定和恶,是宇宙本体力量之一,是上帝所代表的肯定和善的对立面,二者共同构成宇宙本原的矛盾统一体。
2.在人生态度上,梅菲斯特代表消极、悲观、堕落。魔鬼认为人的一切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生成的一切/总应当要归于毁灭;/所以最好,不如不生。”
3.梅菲斯特所表达的社会历史观是虚无主义的。
4.梅菲斯特还具有在现实生活中歹徒、恶棍的特征。
5.对于这个具有“否定”和“恶”的特征的形象,我们不能只从伦理道德层面简单地斥之为“坏”。他在《浮士德》一剧中具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对本身是反面的事物,他的否定具有深刻的批判性。第二、他与浮士德之间存在着更深广的联系。对于浮士德而言,梅菲斯特不只是一个引诱者,他也发挥着督促和警策的作用。他主观上在引诱浮士德走向堕落,客观上却起到了推动浮士德前进的作用。有人认为魔鬼是浮士德身上另一个自我的外化形式,也有人认为魔鬼和浮士德共同构成人类天性的双重性,乃至上帝的两面性。
梅菲斯特 :藐视人类的理性
《浮士德》的艺术特色
(1)内容博大精深:举凡哲学、神学、神话学、文学、音乐无不一一涉猎,堪称“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 (2)形式错综复杂,其中有抒情的、写景的、叙事的、议论的(说理的)种种不同因素,也有希腊式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巴洛克寓言剧、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假面剧、意大利的行会剧以及英国舞台的新手法、现代活报剧等等;押韵方式用尽了歌德时代已知的每一种西方格律,“如第一部的双行押韵体、自由体、颂诗体、合唱体,第二部更添加了八行体、三行隔句押韵体、三音格诗体等,不一而足”。 (3)场景广阔多变 。
(4)艺术手段多种多样,修辞手法繁复(比喻、象征、讽刺、借代、排比),用典;最惯用的手法,是创造对立面,创立强烈的对比。
(5)最重要的,是塑造了浮士德这个勇于探索、勇于实践、追求真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光辉形象,也塑造了一个复杂多变、善恶相参、活灵活现、丰满生动的魔鬼形象,其他次要人物,如浮士德的恋人格蕾辛(一译甘泪卿、葛丽卿、玛甘泪、玛加蕾特)也塑造得各具风采。
关于歌德的思想矛盾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浮士德》批评史
最初的反响:语文学家(Philologe)与哲学家之间的竞争,寻找观念(Idee)。“材料搜寻派”(Stoffhuber)、“意义搜寻派”(Sinnhuber)——F.T.von Vischer的分类
席勒最先指出“象征手法”(Symbolik)之于《浮士德》的重要性
施莱格尔(K.W.F.von Schleigel, 1772-1829),断言其“将远远超过《哈姆莱特》”,理性诗(Vernunftgedicht) 谢林(F. J.von Schelling,1775-1854)誉之为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之后的又一杰作,达到了美学启示的高度。 黑格尔(G.W.F.Hegel, 1770-1831)在《美学》中视之为“绝对的哲学悲剧”
施塔尔夫人盛赞其丰富性,认为其在形式和内容上“超越并突破了艺术的所有界限”。 “寓意派”(Allegoristen)的《浮士德》阐释 亨利克斯(H.F. W. Hinrichs)为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
普拉腾(A.von Platen)讥讽亨利克斯将《浮》“经院哲学化了”。 舒巴特 法尔克
文本语文学的视角 民族主义的视角 民族化不够 缺乏社会批判意识
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的论述
维舍尔的看法 克罗齐的见解 纳粹主义的视角
20世纪30年代,以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为准绳的阐释风气逐渐成为主流,一些宣扬纳粹思想的评论者赤裸裸地宣称,歌德通过抒写“浮士德式的追求”描绘了真正的“德国人”谢谢,并且正是这种追求才使希特勒“重新唤醒民族”并使其迈向“德意志民族存在的新时代”这一“壮举”成为可能。浮士德和歌德均被“法西斯化”。——《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第100-101页。
战后对浮士德形象的反思及再反思
二战结束后,“反巨人主义”(Antititanismus)的批评成为主流。 在生命哲学的方法论指导下的《浮士德》研究
伯格森(Henri Bergson)、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齐美尔(Georg Simmel)的生命哲学对于理解文学文本产生重要影响。
赫菲勒(Hermann Hefele)主张把这部诗剧“仅仅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把它作为“歌德内在历史的表现”来理解。 科梅勒尔(Max Kommerell)试图从歌德的视角贴近文本,把《浮士德》置于它所处的精神史语境中予以解读。 宗教和神话视角
科尔施密特(Weiner Kohlschmidt)的理解 里希特(Gottfied Richter)的理解 奥贝瑙尔(Karl Justus Obenauer)的见解 布尔达赫(Konrad Burdach)的研究思路
马克思主义的《浮士德》批评 格尔茨(H. J. Golz)的评价 卢卡契(Georg Lukács)的研究 原东德学者的看法
费舍尔(Ernst Fischer)的见解 多纳尔(Rainer Dorner)的解释 其他研究视角
精神分析学视角。借助传记材料,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浮士德》的尝试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有人记住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的性欲象征和俄狄浦斯情结来解读《浮士德》。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 《浮士德》(第2部)是歌德“戴面具的忏悔”。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关注从“现代性”视角切入。 有学者关注从自然研究与文学创作之关系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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