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圆美意识与悲剧(教师中心稿)
一、《渴望》的轰动效应与中国人的圆美意识 一九九一年，五十集电视连续剧《渴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立即引起轰动，一时间《渴望》犹如一股强劲的冲击波，使得中华大地上的热血观众心潮激荡，情思飞逸，中央有关部门深深被业已形成的《渴望》气候所感染，慷慨颁发十万元奖金给《渴望》剧组。中央电视台也紧锣密鼓，在《渴望》接近尾声之际，先后在收视率极高的《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节目里播放观众被《渴望》倾倒的消息，继续为《渴望》热加油升温。
《渴望》播放完毕之后，热心善良的观众仍嫌不足，尽管剧作结束时，明显地预示出皆大欢喜的大团圆趋势，但大部分观众对作品没有更确定地表示出主人公各自的归宿而深感遗憾。还有人为刘惠芳的最后遭难愤愤不平，中央电视台九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的关于《渴望》的小品有一句借观众来信名义的台词：“假如不让刘惠芳站起来，我就让导演躺下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部分观众的心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许多农村观众在认真等待《渴望》续集的上演。笔者在农村就常听到这样的议论：听说《渴望》续集已经拍出来了，不久将上演等等。
这一切都构成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现象去看问题的实质，就可以发现它揭示了中国民众一个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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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心态。
人们喜欢《渴望》，不仅仅是因为它以动人的细节、细微的笔触渲染了一个令人牵肠挂肚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还塑造了一系列理想化的人物。如刘惠芳、宋大成等，在他们身上，编者和观众都寄托了千百年来人们孜孜追求、千呼万唤却又始终不得的真情和理想。同时，剧作之所以令人欢喜，还在于它在表现主人公悲欢离合的经历之后，给他们安排了幸福圆满的结局。展示出一派皆大欢喜的光明前景。这就典型地体现出我们这个民族追求完美的审美情趣——园美意识。 据考证，《红楼梦》的结局，按曹雪芹本人的构思是“贾府破败，宝黛爱情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一构思就美学价值而言，具有深长悠远的涵盖力，它高超地预示了封建家族和社会必然没落的命运。同时也反映出曹雪芹对人生本真的探求，在给人以无穷遐思的同时，促使人们对人生做出冷静而痛苦的反省。高鹗也遵照原意写出了这个结局，但落笔之时却节外生枝，借空空道人之口，暗示了“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希望，殊不知，这一笔极空前地削弱了《红楼梦》的历史审美主题，严重减弱了其悲剧色彩。
再如我们熟知的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写男女主人公追求婚姻自由，以死抗争构筑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础上的包办婚姻制度，其举动惊世骇俗，既深刻，又让人回味无穷，而且这一结局也符合封建社会青年男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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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普遍悲剧现象，但是人们犹嫌不尽其意，添补了一段祝梁化蝶的续笔，沉甸甸的主题思考变成了光明的前景展示。 遍查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说，即使写的是悲剧性的人和事，也呈现出雷同一律的大团圆结局。即在悲剧主人公惨遭不幸之后，往往给予一丝光明或最终皆大欢喜，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行》的玉烛调和，《鸣风论》的献首祭告；《娇红纪》的鸳鸯翔云；《清忠谱》的锄奸慰民，《长生殿》的蟾宫相见；《雷峰塔》的雷峰佛园等，这几乎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普遍现象，对此朱光潜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中国剧作家最爱写的是名誉和爱情……剧中的主人公十有八九是上京赶考的书生，金榜题名时中了状元，然后是做大官，衣锦还乡，与相爱很久的美人终成眷属，或者主人公遭受冤屈，被有权势的奸逆迫害，受尽折磨，但终于因为某位钦差或清官大老爷的公正，或由于他本人得宠而能够报仇雪恨，戏剧情境当然常常串插不幸事件，但结尾总是大团圆，不管主人公处于多么悲惨的境地，你尽可放心，结尾一定是皆大欢喜”。（1）
透过这些艺术的大团圆结局，我们看到的是汉民族善良、纯朴、充满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性格。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其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困者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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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2）
我国广大人民是很善良的，有十分强烈的爱憎感情，好人遭到了不幸，总希望他有个好结局。即使悲剧的死了，观众和读者还是企求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作者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精神上的需要，往往在表现悲惨的境况之后，用尽各种手段制造一些欢乐的气氛，以求得观众心理上的平衡，使观众在泪痕依稀的脸上带上一丝笑容后离开剧场，如明《精忠旗》反映的内容是一出悲剧，抗金民族英雄岳飞遭到秦桧迫害，满门抄斩。作者却给它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局：秦桧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岳飞全家昭雪。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作者在第一出副末豋场语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发指豪呼如海拂，舞罢龙泉，洒尽伤心泪。毕竟含冤难尽洗，为他聊出英雄气。
千古奇冤飞遇桧，浪演传奇。冤更加千倍，不忍精忠冤到底，更编记实精忠记。
作者说得很清楚，他是出于“不忍精忠冤到底”。“为他聊出英雄气”而写这本传奇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是非和爱憎观念。是我国广大人民民族心理的集中体现和反映。 同时，透过这些艺术的大团圆结局，我们在更深的层次上，感受到了圆美意识的历史积淀：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所竭力倡导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就是“八面玲珑”的圆滑哲学。不偏不倚、温和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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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一种伦理态度，又是一种以圆为根本尺度的文学批评标准。孔子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说和“思无邪”说，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一种圆形美论，它是儒家倡导的中庸哲学在文化艺术上的具体渗透和衍化。 二、中国人的圆美意识对文学的影响
我们说：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氛围铸就了其渴求完满的审美定势，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文学，使之朝着符合民族审美心理的方向发展。
从创作者方面看，作者以植根于民族文化厚土而难以超越的民族思维方式和心理追求创造艺术。他们看到现实混浊丑恶，人世间一片争权残杀，弱肉强食，作恶者享尽荣华富贵，正直善良者露尸荒野。忠臣不好死，奸佞登高位，于是，在对现实深深失望之余，转入对理想世界的创造，“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3）结果，所有表现现实的作品均在结尾附带上了“善恶有报、幸福如意”的尾巴。 另外，从欣赏者方面看：读者和观众又以集体无意识的普遍心理倾向要求完善艺术。他们看到现实的丑恶在舞台上重现后，那善良、脆弱的灵魂便被深深地震撼了，甚至被激怒了。他们已经在现实中领教够了邪恶的滋味，再在艺术中展现那惨绝人寰的悲剧。无异是对他们生存信心和力量的致命戕害。于是观众和读者都希望艺术能给他们满足，能够表现他们深信不疑的良心和公道，当他们看到舞台上的一切都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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