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市石桥汉墓出土的执?戟门吏图中也有熊形象[6]。鲁迅先生所藏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拓片和嘉祥武梁祠画像石拓片中，也有不少熊形象，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鲁迅藏汉画象（一）》图二四、图二五、图三五、图六六中，执戟门吏图像上方，皆有熊形象，图一七?为熊虎斗，图一七二为二虎斗熊[7]。《鲁迅藏汉画象（二）》图五七，嘉祥武氏祠画像（武班石室），画像左下角有一熊形象；图六六，嘉祥武氏祠画像（武班石室），画像第三层为周公辅成王，成王形象的正下方，也就是画像第四层正中，有一熊形象[8]。双臂上举是汉画像石熊图式的典型特点，目前所见南阳汉画像和武梁祠画像中之熊，造型十分相像，都类似于武梁祠柳下惠画像中双臂上举之熊，而不同于董永图中左侧的动物图案。 1986年，博兴县董永考证小组《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一文，研究武梁祠董永画像，识别董永左侧动物并非熊，而为耕地之象，董永右侧动物则为耘田之鸟，进一步释读该画像，提出了“象耕鸟耘”的观点：“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鸟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9]郎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书中分析武梁祠董永画像，猜测董永左上空之物为大象，对董永右上方飞舞之物则充满疑惑：“由于年代久远，石刻已经非
常模糊，所以，很难断定是飞鸟还是腾空之仙人，参考别的汉代石刻画像，并不能做出明确判断：汉代画像中经常会有飞鸟图案，形态各异，与董永右上空之物的形态上有吻合之处，但是亦有与之相近的羽人图案，不敢论断。”参考左侧大象图案，郎净认为右侧图像还是理解为飞鸟较为合理，最终采信了“象耕鸟耘”之说，提出“董永的左上方为长鼻高昂之象，右上方为一只飞舞的有花纹的鸟。”
关于董永右上方的图案，还有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是仙女正向董永飞来，是前来帮助他的织女。清代瞿中溶《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卷五将其解读为：“其上横空一人，面向下，有翼而身被衣绣衣，向左作飞势。”容庚也释其为“织女”，《汉武梁祠画像录》曰：“其上一人横空者为织女。”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亦持此说：“在武梁祠画像中，董永的父亲坐在树荫下的手推车上；董永本人站在父亲前面劳动。空中飞翔的一位神仙应是织女。这样，这幅图就把连续发生的两个情节连接在一幅单一的画面中。第一个情节是董永当父亲活着时在田地中劳动；第二个情节是织女在回报孝子之后飞走。[10]”如果将董永右上方的图案解说为“织女”，那就只能将董永左上方的图案理解为单纯点缀性的图案，在画面故事中，除了装饰和补白作用外，不具备任何意义。
以往研究者对武梁祠董永画像的解读，实际上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仙人与飞鸟的形象极为类似，
孙作云论文《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曾对此有深入论述[11]。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有了鸟图腾崇拜，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一书曾经谈到：“鸟能飞翔这一自然属性在原始人长期的心理感悟中形成了特定的意象。一旦这种意象和某种生存意识联系起来，便迅速被赋予特定的价值，从而被神化。‘飞翔’这一自然属性成为神力后，原始人类便可以自由地运用它，以它的功能来满足原始人的各种愿望。[12]”随着鸟图腾崇拜的延续和深化，至晚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人鸟一体的形象，《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有“羽民国”，郭璞注描述羽民形状曰：“画似仙人也。”在汉代，出现了羽化方能登仙之说，王逸《楚辞章句》注《远游》中“羽人”一词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南宋洪兴祖补注曰：“羽人，飞仙也。”王充《论衡?道虚篇》曰：“好道学仙，中生毛羽，终以飞升。……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毛羽，从地自奋，升楼台之陛，乃可谓升天。”汉画像中的仙人，往往就呈现为肩生双翼的“羽人”。《论衡?无形篇》曰：“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汉魏以来，传说中的天帝之女或神女多现为燕鹊等飞鸟之形，《山海经?北山经》称神鸟精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西晋崔豹《古今注》卷中曰：“燕，一名天女。”“鹊，一名神女。”《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引唐人戴孚所作《广异记》曰：“南方赤帝女，学道得仙，……或作白鹊，或作女人。”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从《太
平御览》等书中辑出西晋郭璞《玄中记》姑获鸟故事：“姑获鸟……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干宝《搜神记》卷十四亦记载此事，题为《毛衣女》，敦煌本晚唐句道兴《搜神记》中还有《田昆仑》一篇，所叙田昆仑与天女结合生子的经历与豫章男子相似。在唐代敦煌写本《董永变文》中，董永传说被人鸟相恋类志怪小说所渗透熏染，从武梁祠画像中的孝子楷模，进一步脱化成为董永与仙女婚媾生子的爱情传奇，只不过故事中鸟的形象和情节被逐渐淡化了。董永传说中的神鸟形象在唐代以后虽被慢慢抹去，但痕迹还是难以消灭，明代洪?编《清平山堂话本》收有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记述董永与七仙女之子在服食银瓶仙米后，形体变异，化为鹤神。
总而言之，在武梁祠董永画像中，董永右上方的仙女实际上既是织女，也是飞鸟，是一个人鸟合一的形象，瞿中溶所依据的拓片较为清晰，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双翼人形图案，即其所谓：“有翼而身被衣绣衣。”在汉代人的思想中，织女是仙人，却以飞鸟的形态出现，她既是飞来秉机助织的仙女，同时又作为神鸟配合左方的大象，一左一右对衬处于董永两侧，似乎有助耕之意，形成了“象耕鸟耘”的图案。“象耕鸟耘”原本是舜和禹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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