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入资本替代劳动，1998年农机总动力与劳动力比例在1978年增加了2.38倍也证明了这一发展趋势。而农村人口正处在人口视窗开启阶段，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会越来越快，将进一步放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
3、人口红利没有兑现分析三
制度障碍限制劳动力由经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由低效率转向高效率部门是人口红利不能顺利兑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成为各种歧视性政策安排的载体，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妨碍了他们流入城镇后顺利就业。主要体现：劳动力市场歧视制度，当地劳动者和外地劳动者工资收入之间存在差异，同工不同酬；用户籍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范围，保护本地劳动力充分就业；失业、医疗、养老等数额会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与户籍挂钩，不覆盖到外来劳动力；就业相关的政府服务机构难以得到保障。
总而言之，人口不能兑现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缺乏就业的就业经济环境；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大批劳动力退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导致的摩擦性结构性失业使得需要的适合劳动力发生短缺；而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以及配套的就业福利制度安排切断了劳动力禀赋与经济机会结合从而兑现红利的渠道。（沈君丽2005）
四、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关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经提出便成为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有的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我国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这即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但有的学者则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助力，人口红利期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华东师大国际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余南平认为，劳动力比较优势不是我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发展之路。中国已经不可能再以传统的低劳动力比较优势，去维持“世界工厂”的地位，而必须代之以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建设作为发展的新动力。
蔡昉认为：“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如何发挥作用，其内在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林成磊认为：“人口红利期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发展带来积极效应，通过增加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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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影响经济增长，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经济发展。”汪小勤认为：“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即高劳动参与率，高储蓄率和较高劳动配置效率。并特别强调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
大量学者从以下角度来分析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高劳动参与率
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指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此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对于人口红利的具体衡量标准，总抚养比为0-1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占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国际上通常把总抚养比下降到50以下称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也就是人口红利的形成。这就是“人口红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最充分供给状态。（朱洪）
劳动参与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全体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总数占该国(或地区)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是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程度的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劳动参与率也是实际抚养比，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国际上通常以实际抚养比的值域变动来表述由人口转变所导致的人口红利。一般而言,劳动参与率越高,投入经济中的劳动力数量相对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劳动参与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是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彭希哲）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劳动参与率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可以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因此，考察人口红利延续期，必须把人口抚养比与资本积累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2013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并且于2013年之后迅速消失。这一结论加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紧迫性。
Navaneetham认为：根据人口红利理论，人口红利的特征有三个，但每一个特征都有一个假设条件：一是假设所有劳动年龄内的人口均被雇佣，这样生产者越多产出也越多；二是假如有积蓄，并且所有的积蓄都能转化成生产性投资，这样财富积累就会越多；三是假如有适当的投资形式，人力资本积累就会越多。根据第一条可得知：高劳动参与率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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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储蓄率
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配置效率：充足的劳动供给维持了低工资水平从而低生产成本；劳动人口是社会中储蓄的主要人群，高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本；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知识创造财富的示范效应使人们更重视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的投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王德文、张学辉)
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增加的资本形成只能来源于增加的储蓄。因此，储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在“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储蓄率也随之增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养老这一部分需要支付的力度加大，这部分的储蓄将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二资本积累以及与此相关的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高储蓄率如果因某种变故而骤然降低，银行里的钱大量流进市场，导致市场资金供过于求，则又会引发通货膨胀，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破坏。故此，我们应当适当的降低储蓄率。
袁志刚，宋铮（2006）认为：创造价值的适龄劳动人口下降，而需要养老消费的老年人增加，使得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下降、这将会带来一系列风险，过高储蓄率意味着低消费，过高的居民储蓄率必然会导致低的即期消费率和长期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不利于扩大内需，也不利于经济增长。人口年结构的老龄化导致我国储蓄率的上升，适当降低储蓄率有利于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可以提高消费。
孟令国，王清，胡广（2007）的观点为：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能促进国民储蓄率增加；如果不考虑时间效应，少儿抚养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如果考虑时间效应，则结果相反；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无论是否考虑时间效应，都会增加国民储蓄率。国民储蓄率不仅受到人口年龄结构改变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人口预期寿命变动的影响。然而，目前的只是分别对这两方研究了，并没有结合起来。这与我国国民储蓄变动的现实情况不太相符。事实上，预期寿命变动与年龄结构变动紧密相关，两者会对储蓄率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这是因为，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必须增加储蓄，并且预期寿命的延长表明老龄化会加剧，社会总储蓄将减少；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也使得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
3、较高的劳动配置率
人口红利出现并被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地掌握人口红利的发展态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 劳动力供给充足，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机遇期。但人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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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并非可持续。长期看， 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 劳动参与率也将下降； 短期看，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依然存在，不利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 需提高劳动力素质、扩大就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加强社会保障，实行较高的劳动配置率，以延长人口红利， 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张晓青）
人口红利效应终将因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参与率降低而逐渐消失。但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前，我们仍能有所作为， 我们可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力素质、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 减少劳动力闲置和浪费， 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 从而使我国人口红利的效应最大化。人口红利的兑现并非是自动的，它离不开良好政策的配合，要获得“人口红利”需采取一些相应的对策措施。(田雪原)
学者朱洪（2010）认为： 政府应将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解决人口红利兑现问题的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失业率降到最低限度。 建立市场就业机制，实现劳动力优化配置。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彻底打破计划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陈旧体制。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全力拓展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学者张晓青认为： 采取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扩展就业岗位，实现充分就业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人口红利”的兑现和最大化问题关键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还要加强管理和引导，使农村劳动力得以有序流动，只才会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的健康和文化素质，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
综上所述：对于高劳动配置率这一方面，大部分学者的观点是相同的，都认为就业、建立市场就业机制等是高劳动配置率实现的重要因素。
五、后人口红利与经济转型
后人口红利时期特指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第三阶段\即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总抚养比开始上升的时期。在后人口红利时期，人口结构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二是人口的老龄化现象突出。（王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先驱威廉·刘易斯提出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论，深刻揭示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供给之间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与技术相对落后的传统农业共存，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像城市非农转移，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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