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认识贺凯文学史观———以《中国文学史纲要》
为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胡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观念影响，文学史著述更为关注文学新旧之演进。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国内大量引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史学观念很快被文学史编著者吸收应用。贺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成果之一。全书分为三编，以《诗经》为源，梳理至1930年左联文艺运动。1953年，周扬视察山西大学时，在大会上公开赞扬了这一成果：“贺教授在30年代师大读书时，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本书是我们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当代学者黄霖具体分析道：“贺凯的这部《中国文学史纲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立场和唯物史观说明中国每个时代的社会形态，阐发文学的发生和嬗变与社会发展过程的关系。”
本文立足于现当代文学史，以此书第三编“帝国主义侵入后的文学转变”为重点，论述贺凯唯物文学史观的形成与实践，并联系布罗代尔“长时段”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及阶级论进行反思。 1 贺凯唯物史观的形成
贺凯能较早地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密不可分。贺凯生于1899年，1922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经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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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旋即担任师大党支部书记兼北京市工会秘书，开展学生革命运动，出版《政治生活》《教育与革命》两个刊物，并组织读书会，团结当时北京南城一带的大中学生，每周一次在北师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参加革命运动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观点，为贺凯形成明确而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打下了基础。 1933年1月，由新兴文学研究会出版，斌兴印书局刊印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便是贺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论分析方法在文学史编著上的实践。值得一提的是，新兴文学研究会正是当时北平左翼团体之一，这个团体曾在1932年3月1日参加过由北方左联发起的“成立鲁迅等被捕后援会”。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能由这个左翼团体出版，即是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著述文学史的认可和鼓励。
当时的时代大氛围也给贺凯营造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环境。192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此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指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那些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接着他提出史学三要义，总结起来就是：第一，史学要以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人事为考察对象;第二，用历史事实证明、论说社会、人事发展的真相，这是历史研究的特色;第三，将历史事实看作有机整体，在其中寻求事物之间互为因果的普遍联系，这是治史的目的。在方法上，《史学要论》强调治史要真，要有理有据，要将历史事实作为有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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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治史的对象一定是变革中的社会。真实的历史存在于不断变革的社会中，认识到这一点才算是真正打开了探索历史的大门。
李大钊的这些治史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随之流产，社会陷入迷乱，急需新的理论思想作指导。适时，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先导所大力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注意，并得到很多左翼知识分子的响应，贺凯和他的文学史著述便是顺应了这一洪流。
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更侧重史学观念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得出用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发展的结论，那么，同样受到广泛关注的樊仲云的《唯物史观与文艺》则开宗明义地将唯物史观和文艺联系在了一起。 《唯物史观与文艺》是樊仲云于1930年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新兴文艺论》上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樊仲云把艺术作品看作是艺术家对社会意识的表现，所以在分析文艺作品、现象时，社会、艺术家本人、作品就成了三位一体互相联系的要素。社会是艺术家赖以生存的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这也是其表现的主体;艺术家本人的风格气质则影响着表现社会的方式和结果;作品就是承载这一切的最终成果。社会生产力所形成的物质经济条件决定了作家心理、作品思想等相关的精神条件，即物质决定精神。
这篇文章所造成的影响，许建平称：“仲云的《唯物史观与文艺》，是本世纪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文学艺术之关系的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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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该文提出的观点构成了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模式的理论基础，它不仅塑造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占有独特的至高无尚地位的社会学研究模式，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学研究模式的文学史著作。其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无论在对一个时代文学现象的研究，还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所出现的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作品分析的三段式分析方法。二是重视作品的政治思想价值的评判，而轻视艺术价值的分析。三是将文学现象置于整个社会现象之中加以把握，增强文学史研究的连贯性、整体性和分析的透彻性。文学的社会功能被突出了出来。”
以李大钊、樊仲云所发表的这两份代表性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结合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文艺社会学理论大量译介的背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进行的文学史编著实践，可谓水到渠成之事。 2 贺凯对唯物史观的实践
在时代大趋势的召唤下，贺凯进行了用唯物史观著述文学史的实践工作。由《中国文学史纲要》出版时刊登的新书介绍可以反映出时人对此书的期待：“用社会学的眼光，确定并说明每个时代的社会形态，以及该时代所产生的作品和作者的社会背景，然后再来估定这一作品的价值……似乎还没有看见……无疑地，《中国文学史纲要》的编著者贺凯先生在这方面是开辟了坚实而光明的路径了。”贺凯以《中国文学史纲要》向文坛展示了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治文学史的实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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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自序》中提出：“至于文学，为社会基础最上层的建筑物，是无可否认的。”自序4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而社会意识形态又被社会生产关系影响决定。贺凯所阐明的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由此，他的这部文学史在编选作家作品时，以“反映被剥削者痛苦生活”为基准;分析作品时，“按作品中反映的阶级意识及社会背景，分析它的存在价值与时代的关系”自序4。在绪论中，贺凯进一步明确了唯物史观在文学史编著中的应用：“现在我们所要求的新时代底文学史，是从社会进化的阶段中，寻求文学的推演与转变，由物质生活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中，而求出文学的产生与存在的价值。”
在贺凯看来，新时代的文学史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明确社会进化本质的前提下，对物质生产关系可能产生的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学进行考察，探索出文学在不同时代环境中具体的历史意义，这也是贺凯实践于《中国文学史纲要》的史学观和方法论。
以下笔者从此书的文学史分期以及贺凯对新文学领袖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的评判中探知一二。
2.1 《中国文学史纲要》分期
《中国文学史纲要》论史横贯古今，单从大标题上就可看出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断代的痕迹：本书第一编为绪论，第二编题为“封建社会的文学演进”，第三编题为“帝国主义侵入后的文学转变”。贺凯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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