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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福利的来源应该多元化，福利责任不仅仅由国家或市场来承担，其他社会主体如个人、家庭和志愿组织、民间机构等也应是福利的提供者，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它企图冲破国家和市场的绝对主义藩篱，寻求福利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路径。
四、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
正如前文中所谈到的，福利多元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的理论主流，由国家提供福利在向多元部门提供福利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型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国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多元福利提供部门实际上发挥怎样的功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理论家们在分析福利多元主义的同时，也对福利多元主义的实践发展趋势作了预测，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三派：怀疑论、中立论和乐观论。
（一）福利多元主义实践的怀疑论
福利多元主义实践的怀疑论者以约翰逊为代表，他提出福利多元主义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潜在的危险和不平等。[17][18][23]他从分析英国的福利政策出发，认为英国目前的福利政策正是一种多元模式，福利提供日益多元化。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政府之所以对福利多元主义如此偏好是否隐含着政府期望摆脱自身的责任，将其本应承担的职责转给非正式的商业或志愿部门。1、由非正式部门提供的福利意味着家庭、亲属特别是家庭中的妇女对福利承担起责任。但目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渐渐明显，在未来将有更多的老年人需要照料，而照顾者人数减少，大量的妇女人群参与到雇佣劳动中，由家庭等非正式部门提供主要福利是不切实际的。约翰逊对由非正式部门提供福利的潜在问题表示忧虑，“其问题是能否保有现在的福利水平，而不是家庭在未来可以提供更多的福利。” [23](p.172)2、让志愿组织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如果志愿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然对责任机制和审核机制的需求更大，而责任机制和审核机制的建立反过来又会危害到志愿组织的独立性。[23] (p.174) 3、有可能强化社会阶层结构，拉大两极分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不均。如果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是志愿组织，在下层阶级中，他们对福利的需求往往最为强烈，但下层人民得到的社会福利也最少。同时志愿组织具有分裂性和较差的统一配套性，机构重叠或空缺现象时有发生；如果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是商业部门，其最主要的问题是可能形成地方垄断或行业的卡特尔。[23] (p.177)
约翰逊认为福利多元主义在理论分析中可以视为中性词，因为它本身并没有暗含某种具体的福利组合形式，然而其使用远非中立，向福利多元主义方向发展实质是在世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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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角色的再次评估。[18] (p.25)在持怀疑论观点的学者中，吉尔伯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通过分析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认为福利多元主义必然朝着私有化和地方分权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暗含三个假设：1、私有化是最有效提供和输送社会服务的方式；2、地方政府组织比中央政府能更好地满足公民的社会福利需要，因为地方政府与接受服务的民众更贴近而且避免联邦政府的科层制；3、草根组织和社区基层组织比地方公共机构更有效，因为他们较公共机构缺乏科层化，与接受服务的民众关系紧密，同时强化了民间社会的中层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11]
吉尔伯特对这三个假设持批判态度。针对第一假设，吉尔伯特认为福利多元主义者应该注意到市场的比喻不能完全应用到社会福利领域，因为社会福利领域还包括有公共资金资助的服务。当公共基金用于从私人部门购买服务时，市场规则失效了因为这个第三方设置暗中破坏了对消费者选择反应灵敏的竞争力，整个交易过程及不为消费者所了解，他们获得由公共部门出资，私人部门提供个人服务；也不为购买方政府公共部门所了解，因为他们并未接受服务。而且社会服务的消费人群通常是弱势人群——儿童，老人和穷人——他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完全；在缺乏收有经验消费者制约的市场原则的情况下，第三方服务的购买很难保证输送服务的质量。确保服务质量的问题又引出私有化的另一个问题，即合同的交易成本较高，从而要求精密的测算以确定所购买服务的单位价格及对随后所输送服务的质量进行测算所需程序的昂贵成本。[11]
针对第二个假设，吉尔伯特认为福利多元主义者认识到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机构对本辖区的社会问题更在行，能对辖区的特殊需求迅速的做出反应而且小政府更容易操作，即使失败也不至于带来太大损失，但是也要认识到地方主义可能具有狭隘性和压制性，地方性小政府容易顾及大多数的利益但也可能忽视其他少数利益。[11]
针对第三个假设，吉尔伯特认为福利多元主义者认为社区基层组织是否比公共官僚机构在输送社会服务上更有效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基层组织与接受服务的民众距离更紧，缺乏官僚化，对当地需求能迅速做出反应，但也不能保证在服务输送中一定具有更高效。[11]他还提出“在福利多元主义中，福利输送的责任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均衡状态的变迁引发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福利多元主义是否代表着社会保护领域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范式。”[11](p.419)即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否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向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又迈进一步呢？这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二）福利多元主义实践的中立论
福利多元主义实践的中立论者以平克为代表。他认为福利多元主义完全是自由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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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相互妥协作出的选择，自由主义者最终承认了国家干预的优点，并保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支出水平，而保守主义者继续拥护集体计划，但也为市场留有一定自由发挥作用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多元主义被视为一种控制损失（damage control）的有效政策，各种不同的理论、意识形态相互吸引，取长补短。平克认为福利混合经济形式灵活，缺乏繁文缛节，各部门相互合作可以提供丰富的福利服务。平克还将自己誉为重商主义式的集体主义者，一方面强调运用国家的力量提供福利，另一方面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平克认识到英国既不是纯粹的自由经济的市场经济，又非社会市场的社会，而是一种混合体制的社会。[24][25]他采用的重商主义的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的新意，但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只不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些表象的描述，未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本质。他的观点内涵笼统，缺少追随者。
（三）福利多元主义实践的乐观论
福利多元主义实践的乐观论者以伊瓦斯和皮斯托弗为代表。伊瓦斯对福利多元主义的讨论及当代福利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伊瓦斯同意约翰逊关于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暗示着国家在福利提供的作用的下降，然而与约翰逊不同的是他认为这种转变是积极的。对伊瓦斯而言，通过分析福利三角和福利多元主义，最大的收获就是打破了长期以来在福利国家中存在的二元国家与市场对立的思想。
皮斯托弗对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同样抱有乐观的态度。他的着重点是把福利多元主义与社会团结相结合起来考虑，他将社会团结划分为水平团结和垂直团结。垂直团结暗含着国家在资源转移过程中的积极卷入，将资源从一个社会群体转移到其他社会群体，中央政府通过做税收的收集人和社会项目的筹资者，加强了垂直团结。而水平团结暗含着更多的个人卷入，在福利服务的生产中有更积极的公民参与，政府介入的较少。在水平团结中，皮斯托夫进一步细分为三种类型：1、不同个体消费者（服务接受者）之间的团结，即参与式团结（Participatory）；2、特定社会福利项目中，雇员之间的团结，即互助式团结（Mutual benefit）；3、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之间的团结，即慈善式团结（Benevolent）。福利多元主义正是通过福利提供的多元化途径实现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26][27]
福利多元主义实践的乐观论者看到福利多元主义发展方向与增权（empowerment）、更大的选择自由权、积极的公民权（active citizenship）、团结、参与概念的联系，认为福利多元主义不仅可以解决福利国家危机问题，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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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福利多元主义是社会政策的一个宏观分析范式，它关注福利的多元来源、供给、传输的结构。在福利国家陷入困境之时，福利多元主义给社会政策吹来了一股新鲜的风。它纠正了以前对国家提供福利的盲目崇拜的错误认识；提出国家、家庭、市场、志愿组织等多元福利提供者的职责并重；建立多元福利提供者的结构；从福利的国家提供转型到福利的多元提供模式等重要的观点。
福利多元主义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无疑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经历了由家庭保障的传统保障制度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单位统包的保障体制，后来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出现。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强调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但传统的家庭，社区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新兴的志愿组织，民间团体在社会保障中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呢？中国具有强调家庭作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有组织结构严密的社区，有密切互动的邻里关系。它们在福利提供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国家尚未具备西方福利国家那样丰厚的经济基础，国家提供福利的模式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现在，福利多元主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理论模式：平衡不同的福利提供者的作用，避免国家在福利提供中过分地保障，避免福利依赖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结构，注意到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以及福利多元主义对福利国家发展的意义，将福利多元主义嵌入我国社会福利结构，在福利多元主义观点的指导下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政策，构建一个有稳定的福利保障，和谐发展的社会。
参考文献：
[1]Wilenskey，H. L. & Lebeaux，C. 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65.
[2]Titmuss, R.M., Social Polic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llen & Unwin.1974.
[3]Anderson, A.,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cy Press, 1990. [4]吉尔伯特、特瑞，黄晨熹等译，《社会福利政策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 [5]米什拉，郑秉文译，《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法律出版社，2003年. [6]OECD, The Welfare State in Crisis, Paris: OECD.1981.
[7]Mishra, R., The Welfare State in Crisis: Social Thought and Soci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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