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开心地朝我举着车票，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向我高声叫道，喂，你怎么连车票也不要了？而跟我一起的那几个同学，这时却躲得远远的，好像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一样。
许多年以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现那时的人们已经把逃票当作了一种乐趣，没人再为此感到羞愧了。逃票者跳下车，通常跟一起逃票的同伙交换一个眼色，然后大笑一通，笑得就像当年抓逃票的人一样响亮。然而，我却再也没有逃过一次票。那样的羞愧一直纠缠着我，直到多多告诉我尼采的这三个问答。
相类的经历，后来又以另一种样式，重复了一次。那年，一些朋友逼着我带领学生去冲电台电视台，说我不那么做，将对历史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于是，我只好那么做了。然而，等我和学生一起冲出校门之后，那些人全都悄悄地溜走了，等着看我成为烈士，开我的追悼会。
所谓追悼，变成了对烈士的某种掠夺。追悼过后，死者被渐渐地遗忘，而追悼者却成了大家的领袖。历史上许多领袖，都是在追悼同志或者朋友的过程中形成的。
成为领袖的秘密之一，就是不断组织和主持追悼死去的同伙。要造就一个神话，追悼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没有死人填底，又哪来活人的慷慨激昂和英勇悲壮？
尼采写下那三个问答的时候，绝对没想到天底下有种人群，已经进化到了那样的地步。
倘若说那些人构成的乃是地狱的话，那么我发现过去的四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地狱里。比起鲁迅笔下的看客，中国人确实进化了。因为麻木的看客，还不是最坏的人群。
由此得到的教训是，假如我处在那个人的位置上，而又必须对此事作出反应的话，那么我只好不声不响地替那个少年买了车票，然后悄悄地把车票交给那个少年，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其实不想逃票。
六
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并不是在讲说一种不存在的理想政治，而是对周以前历代政治方式的回忆。必须联系《尚书》，才能看出老子政治思想的针对性。周王朝建立之后，周公和召公，主要是周公，发布了一系列的诰文，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有为而治的历史。仔细对比一下，所有这些诰文，与老子的政治思想刚好相反。周公在诰文中不仅有为而治，把治国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娱乐，给民众规定这个，规定那个，一步一步地剥夺民众自由生活的权利。从《尚书》中的这些官方文件亦即诰文来看，周公确实奠定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
老子的无为而治，乃是对天赋人权的认可；而老子的小国寡民，则是对中央集权的不认同。
中国政治的联邦制思想，应该追溯到老子。
老子的修身养性，以回归婴儿，返回自然为原则；而周公的所谓德政，则要求人们以服从国家需要和社会秩序为道德准则。
老子的自然观，恰好是对从周公到孔子的非自然道德观的不以为然。这也是历史记载和传说中所描述的，孔子拜访老子时，老子不认同孔子的关键所在。
从《尚书》读到老子《道德经》，可以看出周室的症结所在；从《道德经》
读到《尚书》，便可读出《道德经》对周公建制的批判意味。
由于老子的不争原则，人们读《道德经》似乎看不出其具体的批判性；但一对照《尚书》，其批判性便一目了然了。
《尚书》中的《召诰》，虽然记载了召公的诰令，但主要体现的依然是周公的政治思想。
周公的政治思想和后来孔子的道德要求，建构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召诰》中，召公对殷商的批判自相矛盾。以否定纣王一朝推翻整个殷商，同时又承认殷商大多数王者，“兹殷多先哲王在天”。既然殷商多先哲王，那么周室为什么不照这些殷商先哲王的无为而治而治天下呢？召公不敢否定整个殷商，于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制作纣王无道，周灭殷商有道的弥天大谎。
召公谏弥谤，是召公圣明呢？还是周公所建立的专制政治出了问题？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弥谤问题。言论不自由的根源，不在于周厉王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周公（连同召公自己）建立的专制集权。
周公召公建立的专制政治，必然会剥夺言论自由。召公在规劝周厉王的同时，却想不到反省自己做了些什么。
倘若摆脱了孔子的阴影读《尚书》，周公建立周王朝的实质，便可一目了然。周公的专制政治，需要孔子的道德谎言作补充；反过来说，孔子也正是为了维护周公的专制政治而撒谎。
孔子成为教条，成为意识形态，似乎就不需要弥谤了，因为言论有了标准，言论自由被一个最大的谎言在无形中给剥夺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乃是周公——孔子政治和思想模式的必然要求。
当周公和孔子一步步地剥夺人们的自由时，可将老子的《道德经》归结为四个字，还我自由。
所以，老子强调，天下出现所谓的圣人，表明社会出了问题。真正的圣人，或者说历史上的圣人，大都是无言的。这也是为什么老子被人逼着才写下了《道德经》的缘由。
但也正是因为圣人的无言，造成了孔子的有言和有理，谎言成真，庸人成圣。 爱，是毋须言说的。老子《道德经》通篇不见一个爱字，但爱在其中。而孔子的所谓仁者爱人，并非以慈悲为怀，而是以爱治人。
七
司马迁写《史记》，号称愤发著述。写诗歌，散文，小说尚且不可意气用事，更何况写历史呢？
遭受冤屈，发愤著书，虽然精神可嘉，却史识庸常，没有越出孔子的雷池半步。
可能也因为是愤而著述，结果把老子和韩非子混在了一起。此错实在离谱，难以原谅。
汉武帝给司马迁动了宫刑，司马迁的《史记》给中国历史做了同样的手术，只是，那把手术刀，是孔子提供的。
司马迁写到秦始皇的暴政时，就没想到，羸政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在周公召公的一系列诰书里，看到青萍之末。
当然，当年孔子在热烈赞颂周公时，也根本不会想到那样的武力统一，最后
必然会导致秦始皇式的暴政。
相比于秦始皇，周武王确实明智和仁慈，他不仅恭恭敬敬地请教箕子，还知道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更知道把人家的国家还给人家，并且还明白不能还给微子启那种抱着祭器前来投降的家伙，而是还给了骨子里依然是个殷商人的纣王之子，武庚。如此等等。相对于秦始皇的暴虐，周武王的圣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司马迁有没有想过，周武王为什么能够如此圣明？或者说，相对于被周灭掉的殷商，周武王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圣明呢，还是一种忏悔的表示？假如是忏悔，那么周武王又在忏悔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忏悔？
司马迁一叶障目，而那张叶子，就是孔子。
秦始皇把姬姓周室对殷商的那场战争，推到了极端，从而以十分暴虐的暴力统一方式，彻底根绝了以和平协议达成联邦的历史可能性。
书同文，少数民族不在内，所以他们得以保留了能歌善舞的天性。
车同轨，没见得道路因此如何的四通八达，倒是同样的马车，走了几千年。 量同衡，欧洲直到今天才统一货币，人家没有秦始皇的后代发达么？
周以前的中国，是个诸侯联邦，殷商王室，不过是诸侯长而已。殷商的政制方式，便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当年禹帝制定的洪范九畴，乃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或者说政治模式。我想，这就是箕子为什么要耳提面命般地告诉周武王洪范九畴的根本原因。
箕子的劝告，或者说警告也行，周武王可能听进去了，可是他一年之后便郁郁而终，来不及把洪范九畴，也即是无为而治，定为周朝的政治体制。当然，也可能他一直犹犹豫豫，不知如何办才好。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但不管怎么说，周武王一死，周公便为所欲为了，下了一系列的诰令，完全违背洪范九畴的政治传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有为而治时代。
这就是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历史背景。遗憾的是，司马迁看不懂这样的历史奥秘。可悲的是，由于司马迁没有看懂，以后的中国人似乎就永远看不懂了。
中国历史之所以会不断地循环，中国人之所以几千年不见长进，人心之所以会沦落到黑暗的地步，秘密起始于商周之交，孔子修史，司马迁写史等等这一连串的事情上面。在孔子和司马迁的阴影笼罩之下，后来的中国人还怎么读得懂老子的《道德经》呢？
老子就是韩非子，人人都那么说。尤其是那些学者教授，所谓的文化人。 无为而治，小国寡民，这与其说是老子的政治理想，不如说就是周朝以前的政治现实。无为而治，相对于周公的种种诰令；而小国寡民，则相对于中央集权大一统。
司马迁看不清这些，所以我说，《史记》对中国历史动了宫刑。
八
恕，也即宽容，在中国没能成为一种传统。相反，不宽容却成了传统。专制的政治和专制的思想是原因，嫉妒的畅行，也是一个原因。
朱熹说，设身处地替他人设想，是一辈子的大学问。
然而，真的达到了宽容，人们会发现，这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胸怀。就像雨果所说的，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胸。
有人把恕称之为道，叫做恕道。其实，恕不能成为道，恕一旦成道，就变成了学问。这也是朱熹为什么那么说的原因。恕是心胸，一如雨果所说。
把宽容当作一门学问，对于从来不知道宽容的人来说，是发人深省的；但真的把宽容当作学问来做，宽容就成了一种权谋，所谓的宰相肚里能撑船。
文人相轻，同行相嫉，主要是由于嫉妒。仇恨者，一旦仇恨冰释，会宽容对方；但嫉妒者，却怎么也无法原谅他人。因此，对手有时候会彼此暗暗钦佩，但同行却会成为死敌。
恕，其实也是一种爱。基督说的很明白，爱你的敌人。释迦牟尼做得最彻底，即忍辱仙人和歌利王的故事。
千万不要把宽容，当作一种软弱。宽容是最强大最自信的人才能做到的。
九
高行健的《灵山》，假如从结尾那段面对青蛙的上帝感写起，可能会是另外一番境界。作者跋山涉水，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之后，突然有所领悟，但小说却结束了。向秀的《思旧赋》只写了个开头，是因为向秀想得十分明白，不需要再说什么了。高行健的《灵山》则是写着写着，才突然明白过来的。
《灵山》的形式颇有意思，一会儿是抒情诗方式，并且特意用第二人称；一会儿是采风式的实录方式，作者和被采访者，全都清清楚楚；一会儿是游记写法，虽然作者的心境并不是游山玩水；一会儿又突然插入一段对话体的画评，有关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得随意而精彩。最后则是独自面对上帝。
这种不同的形式，很像跟女人作爱的不同姿势。作者似乎有操小说的快感。所谓的面对上帝，好比是作爱之后的放松和宁静。
写作的过程，被一种焦灼所左右。作者与其说是在寻找什么，不如说是想摆脱什么。相比之下，后者更为强烈，时不时地左右了作者的行文。
如果说作者在寻找什么的话，那么是在寻找本真的生命，原始的灵魂，独立不羁的个人，深邃神秘的精神空间，如此等等。小说力图穿越几十年的人生重压，连同意识形态的压迫，穿越几千年的谎言，摆脱所有的枷锁和各种镣铐。有关历史的那段排比句，是整个行文中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但这不是小说，而是思想。
面对女人，男主人公只想做个男人，既不想扮演父亲，也不想如同儿子一般寻求母性的慰籍。在贾宝玉和西门庆之间，男主人公宁可西门庆一下，既玩世不恭，也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当然，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感。依然是有情有义。只是不再梦想，不再期待。无鱼肉也可，无鸡鸭也可，无米面也可。有了，就好好品尝。
A HOMELESS GUY。 一个流浪者。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也顾不上同情别人。好像从容不迫，其实是行色匆匆。
《灵山》虚构了灵山，就好比《等待戈多》需要戈多一样。最后作者也许发现，灵山就在自己的脚下。这是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寻找，是为了解放自己。
走向原始的山林，是为了走向灵魂的深处。
民间歌谣如同神话一样，乃是集体无意识最美丽的展现。没有创伤，一切都是自然而健康的。所谓采风，其实是对灵魂的采访。
相信有个灵山，是因为对没有灵山的世界已经彻底失望和绝望。
《灵山》不是寻根小说，与当年的那些小说及其作者完全是两回事情。《灵山》与对伯夷叔齐的某种记忆有关。就像老板开除一个雇员时，雇员也可以说，炒了老板的鱿鱼。
是世界抛弃了我，还是我抛弃了世界？是历史唾弃了我，还是我唾弃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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