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中起过重要作用。因为那时人类能控制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所以尽管人口数量并不大，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比后来却更为尖锐。共有产权的激励机制是鼓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占取的，故人口增加会对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的排他性公有产权的产生有催生作用。到了第一次经济革命（即农业的产生）以后，尤其是第二次经济革命（即产业革命）后，经济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马尔萨斯危机”已经解决。此时，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虽有影响作用，但已不可能有象人类早期起那样大的作用了。从以上认识出发，人口问题对这里讨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谁决定谁的问题，已经不相干了。因此谈不到过分重视技术作用而忽略了人口作用的问题。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何者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问题上，作者认为是生产关系即产权起最终的决定作用，是生产关系即产权决定着生产力，而不是相反。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诺思的启发而取得的。那么，诺思最有启发性的论述有哪些呢？
其第一点富有启发的论述是，当面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时，他强调要有一个对经济史的“总的看法”44。为此就要在经济结构各素的相互关系中确立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基础。他说：“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在这些要素中他强调“政治—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45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政治—经济组
织的变迁决定着结构变迁，并且是说明这一变迁的理论化的基础。这就不是什么强调了某个因素的作用而牺牲了一个因素作用的问题了。那么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他最有价值的看法是什么？这就是他指出的，虽然“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46那究竟是何者决定何者呢？诺思明确地说，是“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47这就是说他是认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48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这其中显然含有是生产关系（所有制或称产权）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含义。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因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经济组织结构指生产关系也可以说是所有制或产权）代表着“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的执行体制”。49而“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50这样，问题已经够明确了，生产关系所以决定生产力，是因为所有制或产权决定着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由此又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实际上是由产权状况所决定的一整套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激励系统。而人是经济人，他的经济活动或生产关系是离不开激励的，或如曼昆所说“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51。至于生产力，不管怎样它总是由人的活动组成或决定的，它能够不由生产关系决定而反过来决定生产关系吗？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就不首先是经济人了，这是不可想象的。以上所述所论，其实是一个看似复杂问
题中的简单道理。这告诉人们，可以而且应该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从新认识。这一新认识的出发点就是，人首先是经济人，人的经济行为离不开由一定的产权关系所决定的相应的激励机制的推动，这是其经济行为的动力。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改变认识的关节点在哪里？这可能就在于要从新认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把生产力等同于技术固然不妥，但这并不等于要否定技术是生产力重要的构成要素。诺思以下的话是对的，他说“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的确，正是生产力的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GDP、人均GDP和其人民的幸福指数等所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仅着眼于此，甚至可以说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但这只是从人们需要之满足的保证条件或手段上来讲的。生产力不可能成为决定社会或经济变迁的第一推动力。说到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作者认为，由于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和承担者，他进行经济活动要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即要有利益趋动，而这又来自一定的激励机制系统。这就决定了生产力应由动力性要素和技术性要素两者构成。动力性的要素作为一个事实的存在，已被生活所证明了。中国在农村改革之初，说是解放生产力，其实主要的和首要的是解放了动力性的生产力。对此，历史的亲历者把这叫做生产力的解放首先是人的解放。这表明动力性要素是生产力重要的构成要素已是人们的共识，现在缺乏的只是理论上的确认。动力是由一定的产权制度所决定的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发出来的，而在作者看来，在生产力中动力性的要素比技术性的要素
更为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前者决定后者，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作者才认为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需要注意，说生产关系或产权制度决定生产力，不是笼统的，也不是说生产关系或产权制度同时地决定生产力的两个构成要素，而是按照如下的传导机理来起到其决定作用的。这就是，生产关系或产权制度通过其提供的激励机制决定着生产力中的动力性的要素，而生产力的这一要素又在决定性的意义上制约着技术性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我们不直接提动力性的生产力要素决定技术性的生产力要素，是因为后者的发展其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言之，技术性的生产力其水平的首要标志当然是生产工具的水平。这个水平的形成既有自发的生产经验积累的作用，更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发展的指导作用。而且越到近现代，后者的作用越重大。经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并不全是利益趋动的行为，而是一种人的高级而且崇高的智力认知活动。但是，毕竟人首先是经济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其最终根源和主要的动力还是利益的趋动。另外，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又是巨大投资的结果，投资的过程当然有投入产出的衡量（只是这种衡量更为长期而容不得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这一切当然要由生产力的动力性要素所决定。正晨考虑上述复杂的情况， 我们才提是动力性的生产力在决定性的意义上制约着技术性生产力要素的发展或停滞。本文说的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含有上述理解的。
行文至此，另一个问题就自然地出现了。即如果承认生产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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