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研究与学术史研究 

专业研究与学术史研究

;刚才谈及“专业研究”与“学术史”的关系，我深有同感。

的确，没有特定专业知识领域的学术训练，却涉足该特定领域的学术史，或平章人物而辄定高下，或划拨流派以臧否先贤，其之难能胜任，是可以料到的。宽泛而言，近年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讨论社会科学领域问题，如人权民主，如法治宪政，如问责政府、自由经济，却因缺乏特定专业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训练，以至郢书燕说，聚蚊成雷，破绽多有，例不鲜见，已无需多说。而凡此一切，都说明了专业训练是治学术史的知识前提，也是称职的研究者的职业生涯的起点。

专业训练意味着术业有专攻，学问各不同，隔行如隔山。因而，诸如“当代中国学术史”之类的名头，大而划之，从知识学而言，怕是缺乏合法性的。毕竟，梁任公奋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时代语境，钱穆先生推衍《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的通人通识，随二公而同去。情境不再，后来者其能效法欤？！而早先如有清皮锡瑞之《经学通论》、《经学历史》，江藩之《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其取舍、姿态和门径，倒有可能“古为今用”。非他，盖因作者本身既是个中之人，屡叙而无逾越，竭尽其理；并且谨守知识门户，于阐述中求整顿，故能无隔阂，贴心贴肺。至于当今汉语学界归纳、统计某某领域发表著作多少，“研究队伍”人数几何，杂志若干云云，类皆图书情报专业的作业，怕是不好随便安上“学术史”名冠的。

反之，若专门学科的研究者缺乏学术史的训练，同样难善其事，也是不言自明的。以法学为例。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法学界突然流行编纂各种部门法学的“研究综述”，如《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综述》、《中国法制史研究综述》等等，类皆部门法学的学术史梳理。作者既为各门学科的研究者，耕耘有年，对于本门学科知识增长、学术流变的脉络，虽然难称洞若观火、体贴入微、如数家常，但也不能说并不知情，毫无积累。转眼十多年过去，这些大部头著述，集体参撰的急就章，“攒”的，今天若从学术史来看，说得狠一些，多数乏善可陈，甚至了无价值。

这是为什么呢？其间缘由纷然，一言难尽，也不尽然是“学术规范窳败”所能打发的。仅从“学术史”着眼，则上述研究者之缺乏该项训练与能力，得为一端。可能，说得浮夸一些，在通常的人文、社会学科，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对于从业者的要求最高，心智不够，心性不合，最好别碰。宾四先生昔年曾谓门人，治史者有通才第一流路线与专业第二流路线之别。若能于考证、制度和学术、思想之间，流连辗转，出入无碍，概乎“一流”。;治学术史，可能恰需此无碍之功，方得善果。

的确，大凡一学术理路及其门径，一学术人物及其流脉，一学术现象及其知识姿态，总是牵连万端，出入于人文与典章，纠缠着时代与地域，影响及于思想与社会。研究者于此黄泉道上，左顾右盼，且行

且止；抽丝剥茧，得意忘言。其上智者，入于内，却能出于外；固守专业，却无碍上下牵连，左右横通。从而，将前人心思，后人领会，今人体认，都理顺了，全说清了，皆道白了，而自有发明存焉。——老天爷，这样的人才作这样的事业，岂是常人所能为？

话题回到法学。若能臻达此境，除开法学专业背景，还需要多少“支援意识”——转借博兰霓的命意——来支撑呀，哪里是彼时彼地的几个人力所能胜任的，亦非渊源有限、积累稀薄的汉语法学资源能够养育出来的。再说了，学术史研究本身是对研究者鉴赏力和论断力的严酷考验，并藉其研究文本将它们和盘托出，置于学术共同体的阳光之下供人评品，随人论断。三人行，必有我师，偌大知识社群，总有识货的高人，蒙总是蒙不住的。而鉴赏力、论断力恰恰含括眼界、品味和才情等等诸多质素，于历练中始望慢慢磨砺成型，博闻多识在沧桑时光里褪隐为拈花微笑，只可遇，不可求。也就因此，研究者于某一知识领域耽溺既久，常常是说话的资格，——这便是“年头”的意思。没“年头”，即无纵深感，而知识、思想、人物等等，全活在此“纵深”之中。“小年青”挥笔之处，动辄排座次，说不行还就真的不行。区区感觉此处头绪纷繁，而感觉朦胧，无力道明，祈求方家教我。

笔者曾以吴经熊、钱端升和梁漱溟三位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为个案样本，希图于学术史的意义上有所收获。;但是，“且行且止”，渐觉牵连广泛，力不从心，所谓非一流心力却走一流路线，只得折返。例如，

欲屡述钱先生的宪政主张，明白其得失和苦衷，前提则是对近代宪政学说具备一定知识基础，对于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多有钩沉，乃至于推展开来，须将所谓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等近世由西徂东的纷陈思潮爬抉清朗，对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等等积累了一定的阅读量，方可下笔，落墨而不致于跌落俗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