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武汉的记忆 

老武汉的记忆

老汉口，早就名扬四方。明末名列“四大名镇”；晚清号称“东方芝加哥”。民间也一直有“货到汉口活”的口碑，都显示了老汉口的大气与重要，非比寻常。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池莉的“汉味小说”大红大紫，使武汉市民“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洒脱活法扬名四方。那么，池莉之外，还有哪些作家将“汉味小说”写出了新意？

都知道汉口文化的特色在“码头文化”。码头，意味着商机、热闹、喧哗、拥挤、吵闹、争斗，似乎不那么雅。邓一光就曾根据一桩“打码头”的残酷史实，写成小说《窄街》，将宝庆码头的强悍民风写得可歌可泣又令人惊悚。另一方面，何祚欢先生的小说《养命的儿子》以前辈在汉口经商的波折为题材，写商海的风浪暗流，即使处处小心，也常常防不胜防。小说还引人思考：为什么养命的儿子总得不到好。《养命的儿子》因此成为武汉那些奉公守法、勤劳苦做的小商小贩的典型缩影。此外，还有彭建新颇有“清明上河图”风格的《红尘》三部曲（《孕城》《招魂》《挽世》），以白描的手法、妙趣横生的风格重现了1904—1949年间武汉三教九流光怪陆离的市井生活，写他们的吃法、玩法、活法，还有俯拾皆是的歇后语、俏皮话，尽显“汉味风味”的魅力，在粗俗与幽默的杂糅中呈现“活着就要活快活”的市井风格。这些作品，已经写出了“码头文化”的五味杂陈、一言难尽。此外，应该特别提到刘富道先生的非虚构文学《汉口徽商》。作家通过实地踏访，钩沉史实，还原了徽商移民汉口、结帮创业、含辛茹苦、大起大落的一幕幕往事，也显示了从历史的云烟中探幽烛微的不凡功力，读来令人感慨万千也思绪深长。

然而，老汉口不只有“码头文化”。汉口也有过开放的历史、洋场的风景，一如上海外滩、天津五大道。胡榴明的非虚构力作《夕阳无语》就是一部走进武汉老公馆，从中探访曾经在武汉留下过足迹的各路名人往事的记录，从一个别致的角度写出了历史的风云，也寄托了深深的怀旧情感。而姜燕鸣的小说《倾城》《大智门车站》，虽取材于上个世纪前半期的动荡岁月，着眼点却在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命运变迁，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的“小资情调”，耐人寻味。这些迥异于“码头文化”的场景，显示了汉口也有过的开放胸襟、“洋场气息”、都市情调，也就显示了汉口文化的丰富性。

其实，“码头文化”“租界文化”之外，武汉还有以古琴台、黄鹤楼、行吟阁为代表的古典遗风；还有以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二七大罢工”、“八七会议”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化、革命文化……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有着非常丰富、驳杂的文化品格。2011年，在辛亥革命百年的纪念之年，武汉作家写出了一批厚重之作：牛维佳的系列小说《十八星旗，高高的》和《武汉首义家》聚焦于当时的服装店，通过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因为时代巨变而匆匆换装的故事，写出了革命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深刻同时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巨变。望见蓉的长篇小说

《铁血首义路》通过租界巡捕房翻译曹玉林与巡捕刘银根两个家庭的恩怨情仇与悲欢离合，写出了铁血历史与人间柔情的交织。罗时汉的长篇纪实《城市英雄》在查阅了许多史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辛亥革命的来龙去脉，也点化出历史的偶然与混沌的玄机，从普通士兵、下级军官在历史紧要关头因为冲冠一怒发挥的历史作用到各派政治力量在紧要关头的紧急博弈，都还原了历史的复杂。加上裴高才的历史纪实《首义都督黎元洪》，都加深了我们对于武汉这座文化名城、革命名城的认识，还催生了这样的感悟：在“码头文化”与“革命文化”之间，也许有一条少为人知的隧道。

如此说来，由众多武汉作家共同创造的“汉味小说”“汉味纪实文学”已经成为当代都市文学的一方重镇。考虑到老武汉仍然有许多故事有待打捞，有许多记忆的空白有待填补，年轻的作家们应该可以写出“汉味文学”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