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隐喻最初被人们视为一种修辞手段，现在国内外学者都普遍认为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隐喻在国内外都是一个热议的话题，特别在隐喻的认知功能方面，现在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现象，对人类的认知现象，思维方式，语言使用，艺术创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外的对隐喻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修辞学下的隐喻研究，公元前三百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亚里士多德的《对比论》开始，近两千年对于隐喻的研究都停留在把隐喻仅仅当做是一种修辞手段。而研究的重点则放在隐喻的修辞功能。自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初，研究开始转向从语言学，逻辑学和哲学角度对隐喻进行研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隐喻在语境下的语义功能。它主要随着理查兹的著作《修辞哲学》一书的问世而开辟出来，为隐喻互动理论开辟了一个新视角，突破了两千对年来仅仅把隐喻当做词汇对比和替换的修辞手法的局限，把隐喻研究从词汇层次提高到句子层次，并以语义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语义现象。并指出传统隐喻学的缺陷在于忽视隐喻是思想间的交流和语境对其的作用。自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理查兹的互动论基础上继续研究，提出隐喻的词项或概念的相似点不一定都是预先存在的，而是通过互动创建的，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布莱克，他的著作有Model and metaphor:study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1962),More about Metaphor(1977).其观点有几大创新之处，首先划分了隐喻的成分。其次相似点的创建。最后是互动观念的提出。20世纪70年代至今，各个学科，如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文学批评、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及外语教学等方面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隐喻进行了阐述。其中较为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莱考夫，约翰逊）的发表，人类认知观下的隐喻研究由此被带动起来，认知隐喻学成为新的解释隐喻现象的路标。其观点为，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认知现象。现在这也成为各学科作者间的共识。此书的出版，不仅在认知学领域，更在语言学与哲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宣告了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

我国古人在先秦诸子时期就对隐喻有所提及，其间也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发展。 到了近代，中国的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的理论对隐喻进行分析和研究。龙伯纯在其著作《文字发凡》中，除了对陈騤的理论进行了继承，还在此之上对譬喻的定义。效果和分类进行了论述。其后，又有刘金弟的《文法会通》和来裕恂的《汉文典》对隐喻重新释义、分类和论述其运用原则。“五四”运动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白话文的兴起使得白话文的修辞得到了蓬勃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系列作品随之诞生。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和唐钺《修辞格》（1923）都将我国对隐喻的研究作了更具体细致的总结和论述，标志着我国现代修辞学的正式建立。还有学者袁晖的《比喻》（1982） 、王希杰和袁毓林的系列著作通过借鉴国外隐喻研究理论对隐喻进行表层和深层的分析，进一步启发了人们对隐喻的认识，体现了从语言本位研究隐喻的特点。自从美国学者莱考夫和约翰逊发表Metaphors We Live By(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来，我国许多学者纷纷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进行研究和论述。近年来，隐喻研究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大热点，国内有较系统的评述。林书武作为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国外隐喻理论的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在其著作中，介绍了：创造相似性隐喻理论和认知的相互作用观;隐喻理论在跨文化语言学研究当中的应用；隐喻研究的基本现状、焦点和未来发展的趋势。胡壮麟2004年出版的《认知隐喻学》、束定芳2000年出版的《隐喻学研究》以及赵艳芳2001年出版的《认知语言学概论》等隐喻研究著作，全面系统的阐述了隐喻学研究的概况，介绍和评述各种隐喻理论，都表明了我国对隐喻现象研究的兴趣和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自中国新文学发轫伊始，王尔德走进国门至今已近百年，学界对王尔德的研究正不断走向系统和深化.国内对王尔德的研究始于1909年。1909年，王尔德的作品就已收录在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东京留学时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由神田印刷所付梓）中。小说集的首篇

就是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的《安乐王子》后来通译为《快乐王子》，这是迄今壳稽考察最早进入中国的王尔德作品。而王尔德唯一的长篇小说《道林?格雷德画像》，在中国深受译者青睐。1922年，郁达夫就在《创造》周刊号上发表了翻译的《画像》序言：《淮尔特著杜莲格莱序文》。此后，赵家璧翻译的故事梗概名为《陶林格莱之肖像》，张望的译本名为《葛都良的肖像画》。1928年杜衡始用《道连?葛雷的画像》的译名。后来又出现了凌璧如的《朵莲格莱的画像》。由此可见，从“五四”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对王尔德这部小说的关注一译介为主，但研究不足。虽有译介但缺乏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之后的40年，由于受到前苏联别、车、杜的影响，和极左思潮的原因，把唯美主义不加分析地视为“颓废”思潮，因此对王尔德的研究处于断层阶段。直至1980年，方平先生的《快乐王子?王尔德》在《艺术世界》上发表才打破了这一空白，此后20年，我国对王尔德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几乎所有的王尔德作品都有了新译本，有近百篇王尔德研究论文浮出水面，9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王尔德研究的力作。80年代初，关于王尔德的介绍性文章陆续发表，基本都是恢复性的工作。1985年以后对王尔德的评价趋于客观、辩证。人们已经不再囿于把唯美主义和王尔德视为颓废的传统偏见。开始从其作品着手实事求是地评价其艺术得失，大胆给予恰当的肯定。徐正芳的《试论<道连?格雷的画像>的心理象征》从心理象征的层面看出王尔德的《画像》体现出了一种平衡当时物质至上、科学至上的时代心理的努力。而主人公的遭遇表明当对美的追求弃绝了生命中其他要素时，同样会导致心理的片面与失衡。张介明的《从<道连?格雷的画像>看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从小说《画像》在作者、作品和生活三者的关系上来研究唯美主义与传统的联系；从强调感性，崇尚本能和追求主客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来研究唯美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联系。随着西方隐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学者们开始从隐喻认知理论来分析王尔德的作品，如李明珠的《论王尔德<夜莺与玫瑰>、<道林格雷的画像>和<莎乐美>中的色彩意象》从隐喻认知的角度分析了王尔德作品中色彩所代表的含义。又如《王尔德童话中的死亡意象分析》等等都是从认知隐喻的角度阐述了一些观点。总而言之，自西方隐喻观传入中国以来，人们开始渐渐跳出“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局限，而开始了对王尔德作品更深层次的论述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