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唐律疏议?职制》规定:“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 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
■主要法律形式:律、令、格、式及其相互关系
【分析】唐朝法律形式主要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基本法典;令是有关国家政 权组织体制、尊卑贵贱等级制度与行政管理活动方面的法规,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格用以“禁违止邪”， 是皇帝针对“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临时颁发的各种敕令，经过汇编后上升为普遍适用的法律，称为 “永格”；式是中央政府内部各机构关于行政管理、行政程序及具体办事规则的规定，包括国家机关的公 文程式和活动细则，具有行政法规性质。
律、令、格、式彼此既相互联系，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对复杂的社会关系起到了综合调整的重要作 用。其中，令、格、式是从积极方面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行的制度、准则和规范，律则从消极 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即“一断于律”。几种法律形式并用，使法律的运 用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一定灵活性，形成一个周密的法律体系。
■法律典籍:《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疏》《开元律》《唐六典》《大中刑律统类》
【分析】《武德律》为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端。它以《开皇律》为基础，增加53 条新格制成，其篇目“一准隋开皇之律”，分为12篇，除对流刑和居作的刑制作了一些修改外，没有太多 变化。武德年间还制有《武德令》和《武德式》。
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全面修订律令，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贞观律》。《贞 观律》以《开皇律》为基础，篇目一仍其旧，共12篇，500条。在内容上，《贞观律》增设加役流为死刑减等 后的刑罚，并缩小了因缘坐而处以死刑的范围，大幅度减少了适用死刑的条文，“比古死刑，殆除其半” “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贞观年间 还编订了《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奠定了唐朝法制的基本格局。
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又命长孙无忌等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再度修订法律，并于次 年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2条。《永徽律》实际上是《贞观律》的翻版，仅对一些字词做了改动。 永徽三年长孙无忌等人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条逐句的疏证解释，赋予与律文同等的法律效 力,并将疏议附于律条之后合编，称为《永徽律疏》。疏议不但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 源，叙其沿革,而且引证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根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 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 盛况。
唐律继承了古代立法的传统，将各种基本法规熔为一炉，采取刑事立法的形式，除《名例》篇外，全部 律条连同注、疏议和问答，都围绕着“罪”和“刑”分别加以规定、解释、阐发和答疑。唐律的结构，包容了 近代刑法之总则和分则两大部分。首篇《名例》，根据《唐律疏议》：“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 例”，分别指适用刑罚的各种罪名和定罪量刑的通例，大致相当于近代刑法的总则，而第2篇至第12篇 则相当于近代刑法的分则,分别为:《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 《捕亡》《断狱》。各篇规定的内容为:《卫禁》主要规定对皇帝、宫殿、太庙、陵墓等的警卫，及关津要塞和 边防的保卫;《职制》主要涉及职官及其职责、程序、公文递送等方面的职务犯罪和一些非职务犯罪;《户 婚》主要规定户口、家庭、婚姻、赋役、土地管理等方面的犯罪内容;《厩库》主要规定马牛的供养使用以及 兵甲、财帛、仓库的保护;《擅兴》主要是关于军队的征调指挥、行军出征、军需供给和工程兴造方面的法 律;《贼盗》主要规定谋反、谋大逆、恶逆等十恶方面的犯罪和杀人、强盗、窃盗等重大刑事犯罪及相应的 刑事责任;《斗讼》主要规定斗殴犯罪和告讼犯罪;《诈伪》是关于惩治诈欺和伪造的法律;《杂律》的内容 涉及面较宽，为不便于列入其他篇目的犯罪规定，在唐律中主要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主要规定市场管 理、债权债务、犯奸失火以及其他一些轻微危害社会秩序和经济关系的犯罪和处罚；《捕亡》是关于追捕 逃犯、逃丁、逃兵和逃奴婢的法律;《断狱》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方面的法律。
唐玄宗开元年间，由李林甫等人主持修订《永徽律疏》，删除不合时宜的条款与称谓，颁行刊定天下，
称为《开元律》。在内容上，其对前代律典所作的兴革，现尚难论定。
《唐六典》是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修订的系统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唐六典》以《周礼》为 指导和模式，采取了“官领其属,事归于职”的修订方法,分为治职、教职、礼职、政职、刑职和事职六部分, 共30卷。内容涉及三师、三公、三省、六部、各寺、监直至州县等40余个国家机关的设置、人员编制以及 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中国法制史 俸禄、
休致、执掌等方面。有关的历史沿革，分别作注附于正文之下。《唐 六典》是记载唐朝官制的重要文献，对于后世王朝的行政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宣宗大中年间将《唐律》按性质分为121门，并将“条件相类”的令、格、式及敕附于律条之后，即 “以刑律分类为门，附以格敕”，共1 250条，称为《大中刑律统类》，从而改变了自秦汉以来编修刑律的传 统体例，形成“刑统”这种新的法典编纂形式，对宋王朝制律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律的特点与历史地位 【分析】唐律的特点主要包括：
第一，“一准乎礼”。唐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说:“失礼之 禁，著在刑书。”唐律无论是其律条，还是对律条的注疏，都集中体现了儒家的礼治精神，全面贯彻礼的核 心内容——三纲五常。
第二，科条简要、繁简适中。秦汉法律向以繁杂著称，西晋、北齐修律得以精简。唐朝在前律的基础 上再行精简，定律12篇，共502条。凝练概括,又严密周详。
第三，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代大为轻省，死刑、流刑大为减少。除涉及礼教的犯罪 夕卜，比后世明清律的处刑为轻。
第四,立法技术空前完善。唐律的篇章结构井然有序，法律形式相得益彰，概念精练明确，用语确切 简要,逻辑严谨缜密，疏议得当精深，显示立法技术的高度成熟与发达。
唐律的历史地位表现为：
其一，唐律是目前为止保存下来最早、最完整的中国古代法典。它产生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鼎盛发 展的唐朝，承袭秦汉的立法成果,吸取汉晋律学的成就，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因而成为传统法典的楷 模，在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宋、元、明、清法律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二，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其影响力远远超越国界，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产生了重大 影响。如朝鲜高丽王朝十世纪初颁行的《高丽律》,其篇章和内容皆取法于唐律，《高丽史?刑法志》载: “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日本八世纪初制定的《大宝律 令》和《养老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我国《大宝律》大体上是采用《唐律》，只不过再 考虑我国国情稍加斟酌而已。”越南李朝太尊时期的《刑书》
〈1042年）和陈朝颁布的《国朝刑律》（1230 年），其原则、内容也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在世界法制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二、刑事立法
■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
【分析】其一，区分公罪与私罪。规定官吏“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为“公罪”；“不缘公事，私自 犯者”，或“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为“私罪”。“公罪”处刑从轻，“私罪”处刑从重。
其二，共同犯罪，以造意为首，处刑为重。唐律把_：人以上的共同犯罪，称为“共犯罪”。其中心环节 是对共犯区分首犯与从犯:“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造意是'指“倡首先言”的行为，造意者为首犯， 随从者是从犯，其罪减首犯一等。在家庭成员的共同犯罪中，以家长为首犯;在职官参与的共同犯罪中， 以长官为首犯。可见唐代共犯原则体现了家族主义对刑法的影响，浸透了礼教及宗法观念。
其三，合并论罪从重。凡一人犯两种或两种以上罪者，从重者论，但不累加处刑，“二罪以上俱发，以 重者论”。由此而言，唐采用重罪吸收轻罪，刑不累加的原则，也就是两罪轻重不等，只科重罪，不计轻 罪;二罪相等，从一罪处刑。如一罪先发而且判决，后又发现犯有其他罪，若二罪相等,维持原判，若后罪 重于前罪，则通计前罪以充后数。
其四，自首减免刑罚。唐律完善了自首的规定。第一，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以犯罪未被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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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而能到官府交代罪行的，叫做自首，《名例》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即自首者不追究其 刑事责任。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称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 唐律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第二，不是所有犯罪都可享受自首的待遇。凡“于人损伤，于物 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侵害人身、毁坏贵重物品、偷渡关卡、私 习天文等犯罪，即便投案也不能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第三，自首者虽然可以 免罪，但“正赃犹征如法”，即赃物须按规定如数偿还，以防止自首者非法获财。第四，对自首不彻底行为 作了严格规定。对犯罪分子交代犯罪性质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不作彻底交代的，叫“自 首不尽”。《名例》规定，凡“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 如实交代的部分，不再追究。此外还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审问他罪而能自首余罪者， 免其余罪。
其五，类推原则。《名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 以明重。”指对法无明文规定的犯罪，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 处刑的犯罪，则列举轻罚处刑的规定，比照从重处断。《疏议》举例: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杀死 闯入者，依律不论罪。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死都不论罪，致伤更不能论罪。此为“举重 以明轻”。律文又举例说明处理已杀已伤期亲尊长的案件,唐律中并无相应条文，但是可以比照“谋杀期 亲尊长斩”的规定对已杀已伤期亲尊长应处以斩刑。此为“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和“举轻以明 重”确立了类推的原则和方法,体现了唐律律文简约的风格和立法技术的进步。
其六，老幼废疾减刑。唐律对老幼废疾者,分别三种情形实行减免刑罚：一是70岁以上、15岁以下 以及废疾者，犯流罪以下，收赎。二是80岁以上、10岁以下以及笃疾者,犯反逆、杀人罪应处死刑的，上 请;盗窃及伤人者，收赎;其余犯罪皆不论。三是90岁以上、7岁以下,虽犯死罪,不加刑。
其七，累犯加重。对于盗窃、强盗犯罪，更犯累科，即犯罪已被告发或已配决者，重又犯罪的要加重 处罚。《贼盗》规定：“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两千里；三犯流者绞。”即前后三次犯应 处徒刑的罪,不是按其中最重的一次处刑，而是处以流刑两千里。其他犯罪均以此类推。
其八,贵族官员犯罪减免刑罚。唐律详细规定了贵族官员犯罪的议、请、减、赎、当等特权制度:议即 “八议”，规定:犯死罪者，先由司法官将其罪行和符合议的条件奏上,再由大臣们集议并提出处理意见， 最后由皇帝裁决;犯流以下罪，依律减一等处刑。但“犯十恶者，不用此律”。请的规格低于议，指皇太子 妃大功以上亲，八议者期亲以上亲属和五品以上官员，犯死罪者上请皇帝裁决;犯流罪以下，例减一等。 “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减的对象是七品以上官员，上请 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等。犯流罪以下，例减一等。赎的范围为：“诸应议、请、减及九品 以上之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但对被判处加役流等重刑者不适 用。当指以官品抵罪，特指抵当徒罪。一般公罪比私罪加当徒刑一年。
其九，同居相隐不为罪。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外孙、孙媳妇、夫之兄弟及兄弟 妻，皆可相互容隐犯罪;部曲、奴婢须为主人隐罪（但主人不为其隐）。为同居相隐范围内罪犯通风报信 者，亦可不追究其刑事责任;非同居小功以下亲属相隐，其罪减凡人三等处理。但谋反、谋大逆、谋叛者， 不用此律。
其十，良贱相犯依身份论处。以良犯贱依法可减轻，或不予处刑；以贱犯良则较常人加重处刑。奴 婢的法律地位卑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此外，卑幼对尊长，奴婢对主人，即使预备犯罪也按真罪 处理。
十一,化外人有犯。《名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 同一国家侨民在中国犯罪，按其本国法律处断，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家侨民相犯或唐朝人与外国 人相犯，则按照唐律处刑，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唐朝还对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做岀具体规定，如外 国人非法入境，与中国人从事货物交易活动，比照中国人非法出境从事货物交易活动治罪。外国人因出 使进入中国境内而从事货物交易活动，计赃准盗论。
十二，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断狱》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即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 得为异议，议不得过三。”即案件“事有疑似处断难明”的,审理时应依所疑之罪，令其依法收赎。法官对 于疑罪可以各持己见,展开异议,但不得超过三次。
■五刑制度
【分析】隋律确立五刑制度后，唐律沿袭之，只是在流刑上有所改变。具体内容为： 第一,死刑。分为绞与斩两等,较前代轻缓了很多。
第二，流刑。唐律规定在隋制基础上里程各提高一千里，形成流两千里、两千五百里和三千里三等， 皆劳役一年。
中国法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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