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越近，就越少有人有兴趣发表有关库尔森的负面新闻。2009 年11 月就业法庭认定《世 界新闻报》一位前记者在库尔森手下遭受了欺凌文化之后判给他超过100 万美元的赔偿。 当时我就知道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将会是多么的孤独。
这是大新闻吗？根本不是。 除了《卫报》以外没有任何其它一家报纸在第二天的新
闻版中报道了这一消息。奥美塔（黑手党惯用的对犯罪行动表示沉默和拒绝作证的行为准 则）原则似乎在起作用，这意味着其他没有任何一家全国性报纸认为这件事可能值得哪怕 一英寸的新闻版面。
《卫报》的生活变得有点寂寞。尼克· 戴维斯被告知布鲁克斯曾告诉同事，最终的结 果将会是艾伦· 拉斯布里杰跪地求饶。“他们会摧毁我们，”戴维斯上周在播客中说。“ 如 果他们可以的话，他们会停掉《卫报》。
如果舰队街的大多数同仁准备视而不见，我想我最好在别处试试，别让这故事胎死腹 中，现在只有尼克还在孜孜不倦地为我们自己的报纸提供更多的故事。我打电话给《纽约 时报》的比尔· 凯勒。几天之后，三位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就坐到了《卫报》一间毫 不起眼的会议室。戴维斯尽他的努力向他们介绍了故事的基本情况，这可是他多年来从众 多的记者、律师和警官那里搜集来的。
《纽约时报》的记者花了数月时间，进行了出色细致的工作，确定了尼克所写的真相， 并有了自己的新发现。他们劝说了一个或两个提供信息的人公开情况。故事又迫使警方开 展了不太认真的调查，没有取得进展。但《纽约时报》调查的事实和可靠性却给了其他人 勇气。广播节目开始涉足其中。两名受害人之一开始提起诉讼。《 名利场》也参与进来。《金 融时报》和《独立报》也开始在幕后活动。更多的人开始相信，也许，只是也许，确实有 些问题。
引爆点在新年前后出现了。民事法律行动的涓涓细流演变成了滚滚洪流。警方最终认 真参与其中，指派了一个新的由45 人组成的团队来做一些2006 年没有做的事情。警方说， 迄今已经调查了近4 000 个目标中的170 个。这个监管部门将过去的报告批得一文不值。 然后尼克· 戴维斯揭露说，《世界新闻报》窃听了失踪少女米莉· 道勒的电话，删掉了她的
语音留言，以便能够听到新的留言。这一行动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在警方证实她已经遭 到毒手之前给了米莉的父母希望。这件事使得人们对该报的行为深恶痛绝，而这家报纸发 现很难再恢复元气了。
很少看到单单一个报道能够具有如此爆炸性的效果。突然之间，政客、记者、警官以 及监管人员再也躲不开电视镜头。警官们排着队就失察疏忽和判断错误而道歉。议员们突 然公开说一些两周前他们只会悄悄说的事情。
有人将其命名为“默多克之春”。人们普遍承认，在一代人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英国
公众一直在让自己的生活去适应默多克家族。这家公司越来越壮大，越来越成功（占全国 媒体的40%，其广播公司的收入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两倍），越来越咄咄逼人——而且，正 如我们所知，还有一个由犯罪调查人员组成的小团伙受雇于该报，在公众生活中侵入任何 人的隐私，人们也随之形成了一个约定的看法，这些人就是让人讨厌的坏人。在英国你 若想当选就需要默多克——大约大多数政客都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向来不言而喻的 是——默多克也需要某些东西。这不一定就是腐败的事情，但一定正在引起腐化堕落。如 今一篇报道外加下议院完全一致的投票结果，已经把这个符咒给打破了。 第四课 比尔·克林顿
希拉里 克林顿
1970 年秋天，你想不注意比尔. 克林顿也不容易。他来到耶鲁大学法学院时，看上去 像一个北欧海盗，而不像一个在牛津大学呆了两年后回国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他身材高
大，他那棕红色的胡子和卷曲而浓密的头发使他显得很帅气。他浑身充满了活力。当我第 一次在法学院的学生休息室里见到他时，他正对着一帮全神贯注的同学滔滔不绝地讲着什 么。当我经过时，听到他说：“不只那样，我们家乡种了全世界最大的西瓜！”我问朋友： “他是谁啊？”
“哦，他是比尔· 克林顿。”朋友说，“从阿肯色州来，他只说过这些。” 我们偶尔会在校园里碰上，不过直到次年春天的某个晚上，两人才在法学院图书馆正
式打招呼。当时我在图书馆学习，他在走廊和另一位同学杰夫· 格勒克尔交谈，后者希望 他能为《耶鲁法学杂志》撰稿。我注意到他不断回头朝我这边看，事实上他常这么干。于 是我起身走到他面前说：“如果你一直盯着我不放，我也会一直回瞪你，与其这样，不如 相互介绍一下，我是希拉里· 罗德姆。”就这么简单。在比尔讲述这段事情的版本中，他 说他当时都想不起来自己叫什么名字了。
直到1971 年春季最后一天上课，我们才有机会再度交谈。上完托马斯· 埃莫森的政 治与民权课后，我们同时走出教室。比尔问我要去哪里，我说要到注册办公室确定下学期 的课，他说他也正要去。两人同行时，他赞美我穿的花色长裙，我说这是我母亲亲手缝制 的，他便问起我的家庭以及出生地。两人到了注册办公室，排了好久的队才轮到我们，注 册员抬头看了一下，然后说：“比尔，你在这里干吗？你已经注册过了。”他坦言只是想跟 我在一起，我笑了，接着便一块走了很久，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我们都想去耶鲁美术馆欣赏马克· 罗思科的画展，不过因为劳资纠纷，校园内一些大楼 被迫关闭，美术馆也不例外。比尔和我经过那里时，他说他有办法让我们进去，只要我们提 出帮忙收拾美术馆院子里的垃圾。看着他说服人家让我们进去，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说服力惊人。
整个美术馆就只有我们两人，穿梭在各个展示厅之间，讨论罗思科与20 世纪的画作。 我承认被他的艺术修养与兴趣吓了一跳，毕竟一个从阿肯色来的维京人，乍看之下根
本不像有艺术细胞。我们最后来到美术馆的院内，我坐在亨利· 摩尔的雕像作品《穿褶绉 服坐着的女人》的腿上，和他一直聊到天黑。我邀比尔到宿舍参加我和室友唐关关（音） 合办的派对，庆祝学期结束。唐关关是华裔缅甸人，到耶鲁留学研读法律，缅甸舞跳得很 好，是个活泼可爱的伙伴。她还有她丈夫（也是同学）王·比尔和我们至今仍保持着友谊。 比尔参加了我们的派对，不过很少开口。那时我还不怎么了解他，心想他一定是害羞， 或不怎么擅长交际，抑或只是不自在。我并不看好两人会变成一对，况且当时我已有男友， 周末还计划和他一起出城度假。周日晚我回到耶鲁时，比尔打电话来，我因为旅游着了凉， 干咳不停。
“你听起来真惨。”他说。大约三十分钟后，他带着鸡汤和橘子汁来敲门了。他一进屋 便开始说话，从非洲政治到西部乡村音乐什么都谈。我问他，那天派对他为什么那么安静。 “因为我想进一步认识你和你的朋友。”他答道。 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这位阿肯色州的年轻人远比第一印象复杂。直到现在我还常为他
敏捷的思维和恰如其份的用词，以及他如何能够将要表达的思想说得那么动听而感到惊讶 不已。我也欣赏他的思考方式与神态。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比尔的手的形状。他的手腕不粗， 手指修长而灵巧，就像一双钢琴家或外科医生的手。学生时代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喜 欢他用手翻书的样子。如今他的手已因成千上万次的握手、打高尔夫球和无数次的签名而 增添了岁月的痕迹。它们和他们的主人一样，虽经历风雨却依然充满表现力、魅力与活力。 比尔的鸡汤和橘子汁打动了我，两人旋即变得形影不离。虽然我忙于期末考试以及第 一年对儿童问题的关注，仍想办法抽出几小时，和比尔驾着他那辆1970 年出厂的褐橘色 欧宝房车——那真可算是有史以来最丑的车之一——四处兜风。比尔和室友道格· 埃克利、 丹·波格、比尔·科莱曼合住在康涅狄格州米尔福德，我们有时也会到那附近的长岛湾散步。
一天晚上，我们在他的住处开派对，我和比尔在厨房讨论毕业后的打算。我还不知道自己 将来会住在哪里和要做什么，因为我在儿童权益促进和民权方面的兴趣尚未为我指明一条 明确的道路。比尔则很确定：他将回阿肯色老家竞选公职。许多同学都称他们有意投身公 职，不过比尔是惟一一位令你感觉言出必行的。
我告诉比尔，暑假计划到加州奥克兰一家名叫“特里伊哈夫特，沃尔克与伯恩斯坦” 的小律师事务所当助理，他便说要跟我一起去。我诧异不已。我知道他已经登记到乔治·麦 戈文参议员的竞选阵营里工作，协助麦戈文参与总统初选。麦戈文的竞选经理格里· 哈特 要他负责组织南方各州。一想到能够驾车穿梭在南方各州之间来说服民主党人既支持麦克 戈文，又反对尼克松的越战政策就使他非常激动。
他曾在阿肯色州帮参议员威廉· 富布赖特以及其他人竞选，在康涅狄格州也曾参与过 乔· 达菲与乔· 利伯曼的竞选，不过他从未有机会参与总统竞选。 我努力消化他的意思，颤抖起来。
“为什么？”我问道，“你真想要放弃自己憧憬已久的良机，跟我去加州？” “为了我爱的人，就这个。”他说。 比尔说，他已决心与我相守，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半，不愿让我一个人去加州。
我和比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是1964 年“言论自由运动”的发源地——附 近合租了一间小公寓。我的多数时间为律师事务所的马· 恩斯坦律师工作，帮他承接的儿 童监护权官司做研究、写诉状与摘要。比尔则在伯克利、奥克兰与旧金山寻幽访胜。周末 一到，他会带我去他事先勘察的景点，诸如北滩的餐厅、电报街的复古服饰店等。我则教 他打网球，或是两人消磨于厨艺。我帮他烤了一个桃子派，这是我认为和阿肯色有关的， 虽然我还没去过那里。我们合力做出美味的咖喱鸡，每次在家里做东，都以此待客。比尔 多半靠阅读打发时间，然后和我分享他的读后心得，其中一本是埃德蒙·威尔逊所著的《到 芬兰车站》。出外散步时，他往往边走边唱，常哼的是他最爱的一首猫王的歌。
人们常说，我看准比尔迟早会当上总统，还说我到处帮比尔扬名，其实不然，这一想
法是多年后才有的。不过我曾在伯克利一家小餐厅有过一次奇特遭遇：我和比尔约好在餐 厅碰面，却因工作迟到，到了餐厅已不见他人。我向服务生描述了一番，问是否看到他。 附近一位客人听了，大声说：“他来了好一会儿，一直在看书，于是我和他聊书。我不知 道他的名字，但总有一天他会当上总统。”“是啊，”我说，“不过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暑假结束，我和比尔返回纽黑文，租下埃奇武德街21 号一楼，月租七十五美元。屋
内的起居室有壁炉，另外有两间房——一间充当卧室，一间是书房兼餐厅，卫生间很小， 厨房设备粗陋。地板也凹凸不平，必须在桌脚垫木块，否则桌面倾斜得厉害，连盘子都托 不住。如果不用报纸塞住墙缝，风便会灌进来。尽管有这些问题，但我仍然喜爱我们的第 一个家。我俩到友好商场和救世军店之类的便宜地方买家具，对于自己布置出来的结果非 常自豪。
榆树街餐厅与我们的公寓只有一街之隔，因它通宵营业，所以我们常去光顾。我在埃
奇武德街另一头报名上瑜珈课，比尔答应和我一起去——前提是不得告诉任何人。他也常 去“流汗天地健身中心”，疯了似的在跑道上跑。自养成跑步习惯之后，他便保持数十年不变，
我则半途而废。
我们经常在Basel 吃饭，这是我们喜欢的意大利餐馆。我们还喜欢到步行街里面一家 名叫Lincoln 的小电影院看电影。一天晚上在暴风雪终于停下之后，我们决定去看电影。 路面残雪尚未清掉，所以来回都得穿过及踝的积雪，我俩只觉气氛活泼，沉浸于爱情之中。 尽管我们都获得了学生贷款，但是我们俩还是不得不打些工来完成法学院的学习，但
仍挤出时间参与政治活动。比尔决定在纽黑文帮麦戈文成立竞选总部，并自掏腰包租了一
间门面。由于纽黑文的民主党首脑阿瑟· 巴尔别里不支持麦戈文，比尔只好号召耶鲁的学 生与教员当志愿者。比尔在一家意大利餐厅安排了饭局，让我们和巴尔别里见面。比尔告 诉巴尔别里，他号召了八百名志愿者，将走上街头帮麦戈文拉票，让民主党的正规宣传机 构相形见绌。巴尔别里最终同意支持麦戈文，并邀我们参加民主党在一家意式俱乐部的大 会，他将在那里正式宣布支持麦戈文。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开车来到一栋非常普通的建筑物，进了门，走下通往地下室的阶
梯。到了大会现场，巴尔别里起身致辞，要求纽黑文县的民主党委员（多半是男性）注意 他的演说。他从越战开始谈起，一一念出纽黑文地区参加越战的青年，并悼念战死的士兵。 接着他说：“这场战争不值得我们再为它多牺牲一条人命，我们应该支持麦戈文，因为他 想带我们的孩子回家。”一开始大家反应冷淡，巴尔别里不断劝说施压，最后表决时，麦 戈文获得了一致支持。巴尔别里信守支持麦戈文的承诺，因此总统选举揭晓后，麦戈文在 纽黑文的得票率超过尼克松，是全国的少数例外之一。
圣诞节过后，比尔开车从阿肯色州温泉市到帕克里奇，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的父母早
在这之前的暑假就见过他，不过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父亲对我的男友一向是鸡蛋里挑骨 头，这次不知父亲又会给这位蓄着和猫王一样的络腮胡的民主党南方佬出什么难题。母亲 说过，在父亲眼中，谁都配不上他的女儿。比尔教养好，又肯主动帮忙洗碗，深得母亲赏识， 但真正让母亲打心底喜欢他的是：他看到母亲埋首阅读大学课程指定的一本哲学书，于是 花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和母亲讨论其内容。父亲属于慢热型，所幸在玩扑克牌、看电视转播 的球赛中，也慢慢热情起来。两个小弟视比尔为大哥，周围朋友也都喜欢他。我带他到贝 琪· 约翰逊家，离去时，贝琪的母亲把我拉到一角告诉说：“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绝对 要留住他，我见过这么多人，他是惟一能让你笑的。” 第五课 乔布斯传 可以打电话的iPod
至2005 年，iPod 销量暴涨，当年售出2000 万台，数量惊人，是2004 年销量的4 倍。 该产品对于苹果公司的营收越发重要，占当年收入的45%。同时，iPod 还带动了Mac 系 列的销售，为苹果公司塑造出时髦的企业形象。 而这也是乔布斯担忧的地方。“他总在担心有什么东西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苹果公司 董事会成员亚瑟· 莱文森回忆道。乔布斯得出结论：“能抢我们饭碗的设备是手机。”他向 董事会说明，手机都开始配备摄像头，数码相机市场正急剧萎缩。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 在iPod 身上，如果手机制造商开始在手机中内置音乐播放器，“每个人都隨身带着手机， 就没有必要买iPod 了。”
乔布斯曾当着比尔? 盖茨的面承认自己天生不善于合作，而此刻，他的第一个策略就 是与另一家公司合作，摩托罗拉公司新任ceo 埃德· 赞德和他是朋友，于是，乔布斯开 始商议与摩托罗拉的畅销手机刀锋（raZr）系列合作。该系列手机配有摄像头，双方准 备合作，在其中内置iPod，摩托罗拉roKr 手机就此誔生。
但是，该系列手机既没有iPod 迷人的简约风格，也没有刀锋系列便捷的超薄造型， 它外观丑陋，下载困难，只能容纳近百首歌曲。这是典型的委员会讨论之下形成的产品， 与乔布斯喜欢的工作方式相悖。raZr 系列手机的硬件、软件和内容并非由同一家公司控 制，而是由摩托罗拉公司、苹果公司及无线运营商辛格勒（ cingular）共同拼凑而成。《连线》
杂志在其2005 年11 月号的封面上嘲讽道：“你们管这叫未来的手机？”
乔布斯怒不可遏，在一次iPod 产品评价会上，他对托尼· 法德尔及其他人说：“我受 够了跟摩托罗拉这些愚蠢的公司打交道，我们自己来。”他注意到市场上手机的奇怪之处： 他们都很烂，就像以前的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一样。“我们会坐在一起谈论有多么讨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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