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改编的对话性
随着改编研究成为传统文本研究与现代传播学的结合点，西方莎士比亚研究也逐渐跳出传统经院研究策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看待莎剧经典的重新诠释，尤其关注剧本的改编和演绎，随着不断改变的社会文化与价值渗透进入电影演绎作品，通过对话的剪辑、重组和添加，动作的插入，镜头与空间语言的强化和忽略，体现了文本与空间，历史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对话，从本质上说是人性和道德在永恒与变化两端之间的游移。《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演出频次最高的几部作品之一，问世之初就在舞台演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如今依然以各种改编形式搬上舞台和屏幕。自电影发明以来，按照原文剧情改编的电影超过二十部，仅次于《哈姆雷特》与《奥赛罗》，远远超过《麦克白》和《李尔王》等其他莎士比亚悲剧，更加重要的是其改编电影的艺术成就和商业成功在所有莎剧电影中首屈一指，其中由意大利导演泽福瑞（Zeffirelli）1968年的电影和美国导演鲁曼（Baz Luhrmann）1996年的作品票房最高，1961年的《西区故事》获得多项奥斯卡奖，成为帮派电影的奠基之作，因此《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改编研究也成为了当代西方莎剧传播研究的一个重点。
一、《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改编研究背景
电影改编研究比舞台改编历史更短，从默片时代开始算起，
最早莎剧电影改编也不过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情[3]。一直到二十年前，电影改编仍然被视作原作、剧本甚至舞台作品的附庸，而不是艺术品本身，艺术价值没有受到足够的肯定，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影评与论述中找到大量论述。七十年代，乔根（Jourgen）并不含蓄地批评泽福瑞改编版“失去了洞察力和愤怒”[4]，只是商业和流行文化的成功，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电影评论大多认为影视改编缺乏诗歌、读本和舞台剧应有的深度。八十年代这一思路逐渐发生改变，1987年戴维斯（Anthony Davies ）指出“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觉得关于（莎士比亚）在电影、电台、尤其是电视等媒体（改编）的讨论是值得尊敬的。”[5]1996年 《莎士比亚研究》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再生》（Romeo and Juliet and its Afterlife）为专题所出的春季期刊，主编斯坦利在刊首撰文总结了历史以来《罗密欧与朱丽叶》搬上屏幕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虽然他始终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原剧并不是莎剧最好的作品，但却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其电影改编作品的历史意义，认为：“只有抛弃个人命运的悲剧观念，更加关注个体与多变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展开剧本的丰富性和多样性。”[6] 二十一世纪以来的电影改编研究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4年《剑桥文学指南：莎剧电影改编》序言明确地将莎剧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成就本身（as artistic achievements in themselves ）”[7]。同年，罗斯威尔通过梳理莎士比亚戏剧搬上屏幕的过程透视了整个电影和电视产业的发展史[8]，其中提
到泽福瑞改编的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代表的一系列莎士比亚电影所逐步建立起来的“泽福瑞美学”对于电影技术和商业运作方式的双重影响。1996年以来的十年是莎剧电影改编研究的黄金十年，从布莱恩（Kenneth Branagh）莎剧电影改编，到好莱坞叙事中的性别主义，大量专著从布景、道具、服装、人物、演员、台词、灯光、镜头、剧情等各个方面对莎剧改编作品进行细读，构成了庞大的对话体系。
二、巴赫金对话理论与电影改编 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核心内容就是对其审美内核的反思。一般来说，巴赫金对于电影改遍的影响主要来自狂欢理论，例如罗兰的《狂欢与罗密欧朱丽叶之死》[9]等。此外，运用互文性来解释改编问题，也往往会提及巴赫金来作为结构主义理论的补充。必须承认，巴赫金对于法国结构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的对话理论并不像后现代主义研究那么宏观，其本质上仍然是从审美价值出发的微观讨论，而理解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关键之一就是“他性”，这种他性既不同于海德格尔的物性与存在研究，也与萨特等人具有深刻意识形态辩论特征的存在主义迥然不同。巴赫金的出发点与归宿始终是审美的。他指出“一个人在审美上绝对地需要一个他人，需要他人的观照、记忆、集中和整合的能动性……因为审美的记忆是能动的，它能在一个新的存在层面上塑造出一个外形之人。”[10]巴赫金认为，审美体验很难完全脱离他者的观照而独立表现。与他人的对话不仅存在于作品内部，更加重要的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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