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刘汉林1
张晓添发表在2015年9月18日界面微信号上文章《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她的经济哲学》一文，又被《报刊文摘》转载于2015年9月30日第5版。其中说现任美联储主席“在耶鲁大学，耶伦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学生”，是一个基本常识错误。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他是阿默斯特学院1964年文学学士，麻省理工学院1966年哲学博士。他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66～1967年助理教授、耶鲁大学1968～1974年副教授和教授、斯坦福大学1974～1976年经济学教授、牛津大学1976～1979年经济学教授、珍妮特·耶伦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经济（Janet L. Yellen） (Joseph E.Stiglize) 学教授、斯坦福大学1988～1994年经济学教授、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1994～1997年委员和主席、世界银行1997～2000年首席经济学家和资深副行长、布鲁金斯研究会2000～2001年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经济学教授。他获得1979年克拉克奖，还是《经济理论杂志》、《美国经济评论》和《经济学展望》等刊物的编辑；任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1983年院士、美国经济学会1985年副会长和美国国家科学院1988年院士；任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美洲发展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的顾问。他的研究涉及不完全信息、风险、公司财务结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委托-代理、激励结构、信息甄别、市场效率激率工资、信贷配给、组织结构、新古典增长和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等许多领域，并对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因而他是当代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因对非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的杰出贡献而获得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主要的著作有《现代经济增长文集》（与宇泽合编，1969）、《公共经济学讲义》（与阿特金合著，1980）、《商品价格稳定化理论》（与纽伯里合著，1981）、《公共部门经济学》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1986）、《竞争、激励与风险理论》（与F·冯修森合著，1987）、《国家经济职能》（1989）、《不完全和非对称信息的福利经济学》（1993）、《经济学》（1993）、《信息与经济分析》（1993）、《社会主义向何处去》（1994）等。斯蒂格利茨曾多次来华访问和考察。
具有当代西方经济学现状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当代西方经济学阵营学派林立，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两个重要学派。它们的经济学相应地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Classical Macroeconomics）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罗伯特·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1
刘汉林（名汉林，字中流），籍贯四川遂宁市，西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四川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理论经济学（含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主要著作有《西方理论经济学》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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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学流派，主要特征是以彻底批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著称，分析具有伸缩性价格的市场出清均衡和持有理性预期的经济行为，试图建立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主要指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原则、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的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一术语是萨金特3在1979年出版的《宏观经济理论》中首次使用的。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4、托马斯·萨金特、尼尔·华莱士5等人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一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巴罗6、芬恩·基德兰德7、爱德华·普雷斯科特8、罗伯特·金、查尔斯·普洛瑟等。由于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分歧，新古典宏观卢卡斯 萨金特 经济学派又可分为两派：一是以卢卡斯为代表
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二是以普雷斯科特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
从产生历史背景看，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学与现代货币主义颇为类似，都是预期形成理论不断发展的结果。预期是经济当事人对痯未来对现在的影响的判
巴罗 基德兰德 普雷斯科特 断。这一因素早就受到西方经济
学家的重视。凯恩斯在《通论》中就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述预期第一经济当事人活动的 理性预期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从货币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于70年代的一个美国新自由主义流派。这一学派的奠基者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弗雷泽·穆思[John Fraser Muth，1930年生于美国芝加哥,1952年获华盛顿大学理学士，1954年和1962年先后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1956～1964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执教，1964～1969年在密执安州立大学执教；1969年开始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商学院生产管理学教授；担任的公职包括：美国经济协会、美国运筹学会、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美国决策科学研究所、管理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会员；穆思的研究重点是企业管理问题，同时也为某些动态经济模型引入理性预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其主要著作有《计划生产、库存和劳动力》（与C.C.霍尔特等人合著，1960年出版）、《经营管理：决策分析》（与G.K.格罗夫合著，1972年出版）等]。他在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1961年7月号上发表的题为《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的论文因首次提出了理性预期概念因而被誉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之作。但直到7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将弗里德曼自然率假说与穆思理性预期概念结合起来，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稳定经济政策的无效性，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理性预期学派才最终形成。理性预期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发展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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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萨金特，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1943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64年文学学士，哈佛大学哲学1976～1977年博士；芝加哥大学1976～1977年客座教授，哈佛大学1981～1982年客座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20世纪末任经济学教授；1963年为ΦBK联谊会会员，1976年被吸收为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员，1979～1980年获芝加哥大学玛丽·伊丽莎白·摩尔根奖。他主要研究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以及动态经济理论和时间序列分析之间的关系。其主要著作有《理性预期与恶性通货膨胀动态学》（与N.华莱士合著，1973）、《宏观经济理论》（1979年）、《理性预期和经济计量实践》（与R.E.卢卡斯合著，1981）等。 罗伯特·卢卡斯，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美国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详见刘汉林著《宏观理论经济学》第14章注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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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华莱士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对宏观经济模型中的“浮动价格”理论有贡献。与萨金特合著《理性预期与恶性通货膨胀动态学》（197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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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巴罗，详见刘汉林著《宏观理论经济学》第3章注释20。 7
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1943年出生于挪威，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1968年学士,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1973年博士；他现在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以及德拉斯储备银行和克里兰储备银行的副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劳动经济学；他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因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做出的杰出成就而同获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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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年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他是美国Swarthmore学院1962年数学学士，卡内基-梅隆大学1967年经济学博士；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1967～1971年助教，卡内基-梅隆大学1971～1980年助教、副教授和教授，明尼苏达大学1980～1998年经济系教授，芝加哥大学1998～1999年经济学教授，明尼苏达大学1999～2003年教授，亚历桑那州立大学2003年以来教授；他还是美国经济研究局1988年至今的副研究员，经济动态与控制协会1992～1995年主席，高级经济理论协会1992～1994年主席，《经济理论》1990～1992年主编，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高级顾问。普雷斯科特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与应用、收入差别与计量经济学。他和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因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做出的杰出成就而同获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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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是，凯恩斯对预期的分析仅限于文字描述，并没有把不可观测的预期变量用可观测变量来表示。也就是说，预期对经济的影响的表述仅仅停留在“外生变量”的意义上。“适应性预期”虽然将预期这一变量内生化，但是由于它仅仅考虑经济变量的过去值，没有考虑经济当事人对未来可能作出的良好预测，因而也不是理想的预期方式。这样，“理性预期”概念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美国经济学家J·穆思（J.Muth）在《合理预期与价格变动》一文中提出，之后由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理性预期学说。之所以称之为理性预期，是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在经济分析中假定经济主体对未来的预期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因而被称为“理性预期”。所谓的“预期”，是指经济主体在作出决策前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或经济走势所作的一种估计。而“理性预期”是指经济主体的预期与未来经济走势的实际完全一致。
为什么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学说又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呢？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曾经以理性预期假设引人注目因而曾被称为“理性预期学说”，但它的发展使原有名称已经不能恰当反映其现实全貌或主要特征，它实际上明确运用理性预期概念来阐释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市场调节能够保证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观点，就其核心内容而言，不过是“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述，因而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正是循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市场调节可以使经济维持均衡的古典信条，认为经济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尽管身上仍然淌着理性预期的血，由于它把理性预期学说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之中，不但所得出经济人行为最优化的结论使得当代新古典经济学不同于马歇尔等人的新古典经济学，而且其基本假设、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等都与理性预期学说有了很大的不同，因而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由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自然失业率假说直接承袭了货币主义，因而又被称为“货币主义Ⅱ”。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出发，不但以理性预期概念来表述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均衡的基本观点，而且用理性预期概念来改造宏观经济学，对经济运行作出了新的解释，彻底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正因为如此，所以有西方经济学家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与当年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相提并论，称为“理性预期革命”。“理性预期革命”也被称为西方理论经济学的“第六次革命”。1972年，卢卡斯《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发表，是“理性预期革命”的标志。这次革命在理论上以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为前提重建宏观经济学，在政策上则用自由放任来代替国家干预。其基础主要有四个假说：
⑴理性预期假说，即人们在搜集尽可能多的经济信息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经济理论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化作出符合未来实际的估计，因此总体上人们在预期未来时不会出现系统错误。
⑵市场出清假说，即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完全充分的伸缩性，当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失衡时，工资和物价的自动调节可以使两个市场迅速恢复供求均衡。
⑶货币存量是一个外生的政策变量。卢卡斯认为，货币对产出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动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波动；另一方面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如果对总需求进行干预将引起经济波动。
⑷总供给函数假说，认为总供给函数，即产量水平对它的自然水平的偏离，仅仅是对未料到的价格水平变动做出的反应。
理性预期学派根据理性预期假说和市场出请假说得出了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和市场机制完善性的结论。理性预期革命对宏观经济理论、模型与政策都有深远的影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理性预期革命的产物。理性预期学说的出现使得货币主义有了一个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为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革命
从三个方面改变了西方理论经济学的方向：⑴阐明了预期在经济模型中的关键作用；⑵迫使经济计量模型的编制者以更好的技术将预期引入模型；更重要的⑶改变了政府制定政策的方式。因此，理性预期革命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建立和政策制定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由于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经济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逻辑比较严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地位因而也蒸蒸日上，21世纪初已经成为影响最大的新自由主义流派。虽然对凯恩斯主义的系统批判仅仅是按照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从西方经济学阵营内部展开的，但凯恩斯主义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冲击，表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积极意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在于保持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一致性和相容性，并为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这是它能够产生巨大魅力之所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席卷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斯坦利·费希尔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文中这样写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努力把宏观经济学完全建立在市场出清和经济行为者追求最优化的基础上，它还以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均衡分析方法而著称。”9同时，由于理性预期概念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确定预期的重要地位具有很大的作用，因而在西方理论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也被它的论敌新凯恩斯主义者所采用，并且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广泛运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在财政政策领域进行了新的探讨，复兴了“李嘉图等价定理”10；又利用博弈论将政府的决策行为纳入了“古典”的最优化框架。其分析方法对消费、投资、汇率的分析产生了明显影响。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之“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对“古典”理论尚未涉及的许多问题发表了见解，接受并丰富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出请”和“个人是理
斯坦利·费希尔 性的”假设前提，将“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作了很大的推广，通过对含有“理性预期”因素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及“均
衡经济周期”理论的考察，得出了不同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政策结论：货币因素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外部冲击，被预料到的货币政策变动只会家具经济周期波动。所以，政府最好不要干预经济，即使非干预不可，也只能限于一些不变的货币规则。另一方面它吸收了计量经济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作为分析工具和表述手段，给“古典”经济学理论换上了现代包装，使之貌似新颖；尽管非常重要，但实质上却是新瓶装旧酒。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目前尽管还在继续演变，但它已成为西方国家大学经济系的核心课程。不过，它的影响主要不是在政策方面，而在学术方面。迄今为止，由于缺少有说服力的经验支持，因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实际政策制定者的影响甚微。同时，由于获得信息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以及经济人的理性有限，因而经济人的预期能否完全合乎理性完全值得怀疑，而且市场机制是否完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迄今尚未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客观、科学地说，市场机制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至善至美、无所不能，因为它仅仅属于经济有机体中经济机制有机系统中的自组织机制的核心，一个健全健康健康的经济机制必然是自组织机制与组织机制的心心相印、高度协调、互相密切配合，方能演奏出美妙动人之极的经济旋律和结出累累丰硕之果。同时，从总体上讲，“理性预期”虽然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分析工具箱中的一件重要的分析工具，但也有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告诫，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全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 引自斯坦利·费希尔《新古典客观经济学》，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英国剑桥大学约翰·伊特韦尔、美国哈佛大学的默里·米尔盖特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彼得·纽曼编，陈岱孙主编翻译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卷第693页。斯坦利·费希尔，详见刘汉林著《宏观理论经济学》第11章注释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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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表达的一种预测：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效果都是等价的。詹姆斯·布坎南于1976年称之为李嘉图等价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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